东北大地，朔风如刀，卷起雪粒抽打着枯草。

姥姥蜷在炕头，那件洗得发白的旧棉袄紧裹着她瘦小的身躯。

她浑浊的眼眸深处，仿佛被某种无形的东西刺痛，目光在跳跃的油灯火苗里失焦。

我依偎在她身侧，等待着那个她讲过多次、却每次讲述都仍会颤抖的故事。

“小鬼子进村了……”姥姥干涩的嘴唇翕动，声音像秋风中簌簌抖动的枯叶，“全村人，都往苞米地里钻啊……那苞米杆子又高又密，钻进去，鬼子一时半会儿就找不着了。”

她的声音陡然拔高，带着一种撕心裂肺的沙哑，“可谁曾想，有个娃儿，才那么丁点大……他娘死死捂着他的嘴，娃儿闷得小脸憋得紫黑，两条小腿拼了命地蹬……蹬……”

姥姥猛地攥住我的手，枯瘦的手背上青筋暴起，指节惨白，那力道大得惊人，仿佛要将我的骨头捏碎。

滚烫的泪珠毫无预兆地砸在我手背上，洇湿了一小片肌肤。

她的声音如同碎裂的冰凌，尖锐地刺入我的耳膜：“娃儿……不动了！……她娘自己个儿，硬生生……捂死了她的亲骨肉啊！”

姥姥大口喘着气，胸脯剧烈起伏，“后来……那可怜的娘……疯了……成天在村口哭嚎，喊着娃的小名儿，一遍又一遍……”

最后几个字，几乎是从喉咙深处挤出的呜咽，然后，便是长久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许多年后，当我翻开沉重如铁的史料，终于明白姥姥当年在苞米地里目睹的，仅仅只是那场庞大噩梦的一个微小注脚。

而这场噩梦的制造者，有一个冰冷的番号——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七百三十一防疫给水部队，世人称之为731部队。

1. 地狱解剖台：石井四郎的“科学”祭坛

1932年，当石井四郎在东北秘密成立其部队前身“加茂部队”时，他早已为这座人间地狱勾勒出清晰的蓝图。

这个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医学部的“精英”，将一种疯狂的理念奉为圭臬：唯有在实验体完全清醒、未经麻醉的状态下进行活体解剖，才能获得最“真实”、最“精确”的人体数据。

冰冷的金属手术台，就此成为无数生灵受难的祭坛。

手术室惨白无影灯下，空气凝滞，弥漫着刺鼻的消毒水和血腥混合的怪诞气味，金属器械的碰撞声清晰而冰冷。

一个正值壮年的中国男子被强行固定在台面上，手腕脚踝被粗糙的皮带勒出深紫的血痕。

他的嘴被堵住，只有喉咙深处发出沉闷绝望的呜咽，如同被扼住咽喉的困兽。

他惊恐万分的眼球疯狂转动，试图看清上方那些戴着口罩、只露出毫无波澜双眼的“医生”们。

为首者手中的柳叶刀反射着令人胆寒的寒光，精准而迅速地划开了他胸腹的皮肤。

剧痛让受难者的身体瞬间弓起，又被粗暴地按压回去。

他眼睁睁看着自己的皮肤、脂肪、肌肉被一层层剥离、掀开，露出下方鲜红搏动、包裹着生命奥秘的内脏。

那双布满血丝、因极致的恐惧和痛苦而几乎裂开的眼睛，死死盯着自己被翻搅的腹腔。

一只戴着无菌手套的手伸了进去，探向那颗在肋骨下狂跳的心脏，手指触碰的瞬间，心脏猛地一缩。

手术刀随后无情地割断血管、神经，那颗承载着生命的器官被完整取出，托在一个冰冷的金属托盘里，还在微微抽搐。

托盘被放在他的视线边缘，那微弱却顽强的搏动，是对生命最后的、无声的控诉。

而这一切，都发生在实验体完全清醒的状态下，石井的“科学”原则，便是将人清醒地送入地狱。

这只是日常“课程”的开始。

在这座被称为“四方楼”的庞大魔窟深处，人间想象力的极限被不断突破。

而最令人毛骨悚然的试验，最数臭名昭著的冻伤实验。

东北的严冬是天然的帮凶。

午夜，气温骤降至零下三十多度，滴水成冰。

一个衣衫褴褛的囚犯被剥光上衣，双臂被强行固定在露天试验场的木桩上。

一桶桶冰冷的井水泼洒在他的前臂和双手上，水珠几乎瞬间就在皮肤表面凝结成薄冰，发出细微的“咔嗒”声。

寒风如刀，持续带走身体仅存的热量。

十几个小时的漫长煎熬，肢体在极寒中逐渐失去知觉，颜色由红变紫，再转为死气沉沉的青黑。

第二天清晨，实验者被拖到室内。

他们将他失去知觉、硬如坚木的双臂猛地浸入滚烫的热水中。

“嗤啦——”一声，伴随着腾起的大团白雾，是受难者从喉咙深处挤出的、非人的凄厉长嚎。

可以和冻伤试验比拟的还有换肢试验：

在另一间弥漫着血腥和消毒水混合气味的手术室里，两台手术同时进行。

两个年轻的战俘被注射了足以保持清醒却无法动弹的药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