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中国古代历史长河中，朝代更迭是屡见不鲜的现象，而政权交替的方式更是多种多样。其中，通过篡位获取政权的例子也不在少数，这其中，宋太祖赵匡胤和晋武帝司马炎尤为引人注目。他们二人都是通过篡位登上皇位，可令人费解的是，后世对他们的评价却有着天壤之别。赵匡胤广受赞誉，其形象近乎完美，而司马炎却被骂得狗血淋头，口碑极差 ，这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缘由呢？

后周显德六年（公元 959 年），正值壮年的周世宗柴荣突然驾崩 ，年仅七岁的周恭帝柴宗训仓促继位，主少国疑，朝堂局势瞬间变得微妙起来。彼时，赵匡胤身为宋州节度使，还兼任殿前都点检，手握军政大权，已然成为后周朝廷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显德七年（公元 960 年）正月初一，正当后周的文武百官齐聚朝堂，向小皇帝恭贺新年之际，边关突然传来急报，声称北汉联合契丹大举入侵。这一消息瞬间让朝堂陷入混乱，年仅 8 岁的周恭帝不知所措，宰相范质、王溥等大臣们经过一番商议，最终决定派赵匡胤率领大军北上应战。然而，这所谓的 “军情” 实则是赵匡胤及其亲信精心策划的一场阴谋，目的便是为赵匡胤集结军队、发动军事政变创造条件。

正月初三，赵匡胤调兵点将，率领大队人马浩浩荡荡地从开封出发。当天夜里，大军抵达了汴京东北 40 里的陈桥驿。赵匡胤故意将军中事务交给弟弟赵光义与幕僚赵普处理，自己则进入帐内饮酒，佯装醉卧榻上。当天晚上，赵匡胤的亲信便在军中散布舆论：“如今皇上年幼无知，我们这些人为国拼死杀敌，将来谁给我们赏赐？不如先立赵匡胤做皇帝，然后再北征。” 士兵们的情绪很快就被煽动起来 ，众人一致推举一名将军去见赵光义和赵普。赵光义和赵普听后，心中暗自欣喜，一面命令诸将分布四周，见机行事，一面派人连夜赶回汴京，送信给镇守京城的禁军将领石守信和王审琦，让他们作为内应。

第二天清晨，陈桥驿四面突然响起震耳欲聋的呼喊声，一群身披铠甲、手执刀枪的将领，簇拥在赵匡胤的营帐外。赵匡胤刚走出帐门，诸将便一拥而上，把一件事先准备好的皇帝登基穿的黄袍披到他身上，并齐刷刷地拜于庭下，高呼 “万岁”。赵匡胤佯装出一副茫然和恐惧的样子，问这是干什么。诸将说明来意，他还 “严词” 拒绝，称后周待他不薄，他不能辜负周世宗的信任与厚恩。双方僵持了一阵子，他才问诸将士以后是否听从他的命令，众人异口同声地表示同意。于是，赵匡胤当众宣布了几条严厉的军纪：太后和皇上有恩于我，不能侵犯他们；后周的公卿曾和我一块共事，不能欺负他们；朝廷的府库，百姓的家园，均不得骚扰。服从命令者有赏，违反命令者严惩。将士们纷纷欣然接受。

随后，赵匡胤带领大军回转开封，石守信、王审琦早已打开城门迎候。侍卫亲军副都指挥使韩通在仓促间想率兵抵抗，却被王彦升察觉，韩通及其家人全部被杀死。范质、王溥等一帮后周大臣前来见赵匡胤，没等这些人说话，赵匡胤便抱头痛哭，说他愧对周世宗的厚爱，当皇帝并不是自己的本意，是受将士们的逼迫，才做出这样的事来。范质刚想问话，一名军官便拔剑上前，大声说道：“我们一定要都点检做皇帝！” 二人见木已成舟，只好屈身退到台阶下，带领大臣们列队朝拜。正月初五日，赵匡胤在崇元殿召集百官，举行称帝仪式。一位官员拿出了事先以周恭帝名义写的诏书，宣布把皇位禅让给赵匡胤。因为赵匡胤曾担任过宋州归德军节度使，所以他把国号定为宋，仍以东京（当时又称汴京，今河南开封）作京城，历史上称为北宋。

在这场政变中，除了韩通一家被杀外，几乎没有造成其他伤亡，也未引发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赵匡胤注意严肃军纪，一回开封就下令军队各归兵营，开封城中没有发生以往五代改朝换代时出现的那种烧杀抢掠的混乱局面。这种兵不血刃的政权更迭方式，在中国历史上实属罕见 。

司马炎建立晋朝，并非一蹴而就，而是司马家族历经三代人，通过一系列血腥手段，逐步篡夺曹魏政权的结果。其篡权之路，要从司马懿发动的高平陵之变说起。

三国时期，曹魏正始十年（公元 249 年），魏国太傅司马懿在国都洛阳发动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军事政变，史称 “高平陵事变”。当时，大将军曹爽偕诸兄弟，随侍少帝曹芳出洛阳，到城南 90 里的高平陵祭扫魏明帝曹叡墓。司马懿父子瞅准这个时机，突然起兵，宣称奉明元郭太后懿旨，接管武库和禁军，控制洛阳，并陈兵洛阳城外洛水浮桥边，拒止曹爽回城。司马懿一方面上书曹芳，列举曹爽背弃先帝遗命、专权擅政、结党控制禁军等诸多罪状，要求罢黜曹爽兄弟；另一方面传话曹爽，声称只要他交出兵权，便可保其性命与富贵。曹爽最终屈服投降，回城后，司马懿却违背诺言，以大逆不道之罪，将曹爽及其诸兄弟，还有众多党羽一并诛杀，夷灭三族。高平陵事变是曹魏后期司马氏集团与曹氏集团权力斗争中最为关键的一个转折点，司马氏从此夺取了曹魏军政大权。

司马懿去世后，其子司马师继承了他的权力与野心。司马师为了进一步巩固司马家族的势力，行事更为狠辣果断。他先是废黜了魏帝曹芳，改立高贵乡公曹髦为帝，将皇帝完全当成了手中的傀儡，肆意操控。曹髦虽年少，却心怀壮志，不甘心沦为司马氏的傀儡，试图反抗。然而，他的反抗行动最终以失败告终。甘露五年（公元 260 年），曹髦实在无法忍受司马氏的专权跋扈，亲自率领数百名僮仆，试图讨伐司马昭，结果在途中遭遇司马昭的心腹贾充，被贾充指使成济当街刺死。曹髦之死，无疑是对皇权的公然践踏，震惊了整个朝野，也让司马氏的野心暴露无遗。

司马昭在曹髦死后，立曹奂为帝，继续掌控朝政大权。此时，“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的篡位意图已昭然若揭，只是还在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咸熙二年（公元 265 年），司马昭之子司马炎终于按捺不住野心，逼迫魏元帝曹奂禅位给自己，正式建立了西晋王朝。

从司马懿到司马师、司马昭，再到司马炎，司马家族的夺权之路充满了血腥与暴力，他们不仅诛杀了众多曹魏宗室和忠臣，还公然弑君，手段之狠辣，令人发指。这种得位不正的方式，为后世所诟病，也为西晋王朝的统治埋下了隐患 。

赵匡胤称帝后，深知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武将专权的弊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他采取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 。

在军事方面，赵匡胤通过 “杯酒释兵权” 这一极具智慧的策略，和平解除了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将领的兵权，将禁军的统领权一分为三，设立殿前都指挥使司、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司和侍卫亲军步军都指挥使司，合称 “三衙”，直接对皇帝负责。同时，设立枢密院负责军事调遣，枢密院有调兵之权却无统兵之权，三衙有统兵之权却无调兵之权，二者互相牵制，使得军权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 。此外，赵匡胤还实行 “更戍法”，定期更换军队的驻地和将领，使得 “兵无常帅，帅无常师”，防止武将与士兵之间形成过于紧密的关系，从而避免武将拥兵自重的情况发生 。

在政治上，赵匡胤对中央官制进行了改革，削弱宰相权力。他在宰相之下增设参知政事为副相，分割宰相的行政权；设立枢密院，掌管军事，分割宰相的军权；设立三司使，负责财政，分割宰相的财权。通过这些措施，将相权一分为三，相互制衡，大大加强了皇权 。在地方上，他派遣文官担任知州，取代武将成为地方行政长官，并设立通判一职，与知州相互牵制，监督知州的行为。同时，他还收回了地方的财政权和司法权，在各路设立转运使，负责将地方的财政收入大部分运往中央，削弱地方的经济实力；规定地方司法人员由中央委派文官担任，死刑须报请中央复审和核准，加强了中央对地方司法的控制 。

在经济上，赵匡胤重视农业生产，采取了一系列鼓励垦荒、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如减免赋税、兴修水利等，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同时，他也积极推动商业的繁荣，取消了唐代以来对商业活动的诸多限制，打破了坊市界限，出现了早市、夜市，商业活动更加自由，城市经济迅速发展 。这一时期，世界上最早的纸币 “交子” 在四川地区诞生，进一步推动了商业贸易的发展，也反映了北宋经济的繁荣和商业的活跃 。

在文化方面，赵匡胤推行科举制度，扩大了科举取士的规模和范围，为广大寒门子弟提供了进入仕途的机会，促进了社会阶层的流动。他还重视文化教育的发展，鼓励兴办学校，培养人才，使得北宋时期文化昌盛，诗词、绘画、书法、科技等领域都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涌现出了苏轼、欧阳修、辛弃疾等一大批杰出的文学家，以及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等重大科技成果 。

赵匡胤在位期间，依据宰相赵普 “先南后北、先易后难” 的策略，先后灭亡荆南、武平、后蜀、南汉及南唐等南方割据政权，完成了全国大部的统一，结束了自唐末五代以来长达近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为北宋的繁荣稳定奠定了坚实基础，开创了历史上享有盛名的 “建隆之治” 。

司马炎建立西晋后，在治国理政方面却犯下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为西晋的灭亡埋下了祸根 。

在政治制度上，司马炎错误地认为曹魏政权灭亡的原因是宗室力量薄弱，于是他恢复了分封制，大封宗室子弟为王，并给予他们极大的权力。这些诸侯王不仅拥有自己的封地和军队，还能参与地方政务，势力逐渐膨胀。随着时间的推移，诸侯王们的野心也日益增长，为了争夺更高的权力和更多的利益，他们之间矛盾不断激化，最终引发了 “八王之乱” 。这场内乱持续了长达十六年之久，使得西晋的国力遭到了极大的消耗，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百姓生灵涂炭 。

在用人方面，司马炎过于偏袒士族，西晋的政治被世家大族所垄断，这些士族子弟大多凭借门第出身就能获得高官厚禄，他们生活奢侈腐朽，却缺乏真正的才能和治理国家的能力 。这种任人唯亲、论资排辈的用人制度，严重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使得西晋官场腐败之风盛行，政治日益黑暗 。

在继承人的选择上，司马炎也犯下了不可挽回的错误。他的儿子司马衷生性愚钝，智力低下，根本不具备治理国家的能力 。然而，司马炎却出于种种考虑，仍然坚持立司马衷为太子，这一决定无疑为西晋的统治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司马衷继位后，无法掌控朝政，导致皇后贾南风趁机专权，她的专横跋扈进一步加剧了朝廷内部的矛盾，引发了一系列政治危机，最终成为 “八王之乱” 的导火索 。

“八王之乱” 后，西晋元气大伤，国内局势动荡不安，周边少数民族趁机起兵反晋，引发了 “五胡乱华” 的悲剧。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纷纷南下，在中原地区烧杀抢掠，建立起各自的政权，西晋王朝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迅速走向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了长达近三百年的魏晋南北朝大分裂时期 。

赵匡胤夺得皇位后，对待后周皇室表现出了极高的宽容与仁厚。他没有对后周皇室赶尽杀绝，而是给予了他们较为优厚的待遇 。赵匡胤封年仅七岁的后周恭帝柴宗训为郑王，赐予他丹书铁券，承诺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即使犯了谋逆大罪，也只在狱中赐死，不得在闹市中刑戮，更不得株连亲属 。这一承诺在宋朝历代皇帝中基本得到了遵守，柴氏家族在宋朝时期得以保全，后周皇室成员也没有因为朝代的更替而遭受过多的苦难 。

对于拥立他称帝的开国功臣，赵匡胤同样展现出了非凡的气度。建隆二年（公元 961 年），赵匡胤在宫中举行宴会，邀请石守信、高怀德等禁军高级将领赴宴。酒至半酣，赵匡胤突然屏退侍从，对众人感慨道：“若不是靠你们出力，我不会有今天的地位。但做皇帝实在太难，还不如做节度使快乐，我整夜都不敢安枕而卧啊！” 石守信等人忙问原因，赵匡胤说：“这不难明白，皇帝这个位置，谁不想坐呢？” 石守信等人听出了赵匡胤的弦外之音，惊恐地叩头请罪，表示绝无谋反之心 。赵匡胤接着说：“人生在世，如白驹过隙，你们不如多积攒些钱财，购置田产房屋，为子孙后代留下丰厚的家业，同时多买些歌姬舞女，日夜饮酒作乐，安享天伦之乐。我再与你们结为儿女亲家，君臣之间，两无猜疑，上下相安，这样不是很好吗？” 石守信等人心领神会，第二天便纷纷称病，请求解除兵权 。赵匡胤欣然同意，罢免了他们的禁军职务，改派他们到地方担任节度使，并赏赐了大量的金银财宝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 “杯酒释兵权”，赵匡胤通过这种和平的方式，巧妙地收回了功臣们的兵权，既避免了流血冲突，又保证了政权的稳定，还使得君臣之间保持了相对和谐的关系 。

与赵匡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司马炎在对待前朝皇室和功臣的态度上，显得冷酷无情且充满猜忌 。在司马氏掌权期间，对曹氏宗亲进行了残酷的迫害 。高平陵之变后，司马懿诛杀曹爽及其党羽，夷灭三族，此后，司马师废黜魏帝曹芳，司马昭指使成济弑杀魏帝曹髦，这些行为都显示出司马氏对曹氏皇室的毫不留情 。司马炎称帝后，虽然表面上对曹魏皇室进行了优待，封曹奂为陈留王，给予他一定的封地和待遇，但实际上，曹奂及其子孙都处于西晋朝廷的严密监视之下，毫无自由可言 。

在对待功臣方面，司马炎也未能摆脱猜忌之心 。西晋建立后，虽然大封功臣，但这些功臣大多来自世家大族，他们在朝中的势力盘根错节，相互争斗，导致政治局势日益复杂 。司马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不得不采取一些手段来平衡各方势力，对功臣们时而拉拢，时而打压，使得朝廷内部充满了明争暗斗 。例如，西晋开国功臣贾充，深得司马炎信任，权势滔天，他的女儿贾南风后来成为了晋惠帝司马衷的皇后，贾氏一族在西晋朝廷中权倾一时 。然而，贾充的权力过大也引起了其他大臣的不满和猜忌，朝廷内部形成了不同的政治派别，互相倾轧，严重削弱了西晋的统治力量 。

综上所述，同样是篡位称帝，后世对宋太祖赵匡胤和晋武帝司马炎评价悬殊的原因便一目了然了。赵匡胤虽然也是通过篡位登上皇位，但他篡位过程相对温和，没有造成大规模的流血冲突和社会动荡，并且在登基后展现出了卓越的治国才能，他推行的一系列政策促进了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和文化的昌盛，使百姓得以安居乐业，同时他对待前朝皇室和功臣的宽厚态度，也赢得了后人的赞誉 。

而司马炎建立西晋的过程充满了血腥与阴谋，他的家族通过残酷的政治斗争和杀戮，篡夺了曹魏政权，这一行为本身就为后世所不齿 。在他称帝后，又在政治制度、用人、继承人选择等方面犯下了严重的错误，导致西晋王朝内部矛盾重重，政治腐败，社会动荡不安，最终引发了 “八王之乱” 和 “五胡乱华”，使中国陷入了长期的战乱和分裂之中，给百姓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

历史是一面镜子，它真实地记录了赵匡胤和司马炎的所作所为，也公正地给予了他们截然不同的评价。赵匡胤凭借自己的智慧、仁厚和卓越的治国才能，成为了历史长河中备受尊崇的帝王；而司马炎则因得位不正、治国无方，被永远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为后人所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