拥堵的城市公交、竞相申请公办学位的家长，和闹市区新盖的公租房楼宇，以及在乡间空置多年无人问津的老宅，这些画面共同勾勒出当下中国城乡发展的真实景象。一份提交至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报告成为近期关注焦点。2019年到2024年，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62.7%升至67%，直接带动了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人均可支配收入之比由2.64降至2.34。但围绕教育、居住、土地使用等问题，城市和农村都在经历着不同性质的新困局。

近年来，政策持继推动户籍改革，超过1430万返乡创业者和五百万高素质农民加入农村队伍。部分省市直接取消300万以下城区的落户限制，并进一步调整大城市积分落户规则。更多非户籍人口在城镇获得医疗、教育等服务。数据披露，随迁子女在义务教育阶段获公办或政府购买民办学位比例提升至97%。同时，为保障农村权益，承包地“三权分置”、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等试点相继展开，但闲置农房的活化机制仍显单一，农村金融产品也缺乏适配性。

报告显示，国家在农业农村领域投资持续扩张：2024年一般公共预算农林水支出达2.7万亿元，比2019年增长18.4%。但局部地区城镇公办学位、公租房仍供不应求，“人地钱”挂钩政策衔接有待强化。同时，在广东珠三角、长三角附近的县域，因人口回流慢，部分农房产权归属和盈利模式陷入僵局。在河北邯郸，社会资本介入农业项目，起初助力规模化种植，却因收益分配和风险控制不到位出现投资断档，印证了资金贯通与规范并存的问题。

报告明确提出新的方向。如果说前些年主要关注增加人才数量，如今重点已转向城市人才定期下沉、涉农教育与生产实践融合，健全评聘激励体系，鼓励科研人员赴农企创新。技术技能培训依赖实际成果考核，像云南某火龙果示范基地，今年采取学院派与村集体合作，全季节轮岗，提高了青年就业率，也让科技成果落地速度加快。

部分热点城市因为人口涌入过快而导致资源紧张。例如成都相关区域，公租房审核门槛数度上调，每年义务教育配额需按人口动态重新分配。反之，在西北偏远县乡，虽出台政策吸引创业，却因配套设施欠缺，青年人才流失未止。这种“边走边修”的城乡融合路径，也折射出发展的不均衡和改革的复杂性。

农地制度变革正如跑长跑，一些地区已经启动宅基地多元盘活：除传统租赁外，还试水入股、合作型开发。不少村庄通过数字普惠金融解决抵押物不足问题，但风险管理尚欠系统化。下一步，中央将加强新落户人口基础服务保障，设立专项奖励资金，同时协同新增城镇用地指标配置，争取让落户与生活质量同步提升。从现状看来，仅依靠财政和政策驱动远不够，创新社会投资机制与完善风控措施，才是城乡要素高效流动不可或缺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