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0日，在沪各省代表，正式决议，以武昌为中央军政府所在地，黎元洪为大都督，执行中央政务。

他感到羽毛丰满了，“便视ge命党人为眼中钉，开始了一系列排斥打击ge命党人的阴谋活动”，而ge命党人内部的权力斗争，恰恰为黎元洪所利用。

前面已经指出，刘公、孙武、蒋翊武三人，虽然相互妥协而决定，以后再议领袖问题，但“事实上，三人从此形成了，各不相下的恶劣局面”。

湖北军政府成立之后，“三人明争暗斗，矛盾逐渐发展”。

吴兆麟描述说:“辛亥武昌首义后之湖北，ge命党人孙武、蒋翊武、张振武、刘公、邓玉麟等，既非军人，又非文士，又非政治家，只称为ge命同志耳。对于国家一切事，既不能令，又不受命，跋扈横行，肆无忌惮。与海外同盟会不相联络，彼此倾轧，又与民主党汤化龙等亦不妥协。而孙武、蒋翊武、刘公三人彼此趋向各异。蒋翊武则与同盟会接近，孙武暗与孙发绪等商量，另组民社……推黎元洪为首，以与袁世凯联合，对抗孙(中山)、黄(兴)。”

这段描述，不但指出了当时，ge命党人内部矛盾，主要表现在孙武和蒋翊武之间，以及共进会内部刘公、张振武等人和孙武之间，还指出了矛盾的性质，主要是权力之争，同时含有ge命与不ge命之争。

首先，蒋翊武和孙武之间的矛盾，最为尖锐。

蒋翊武指责孙武是“流氓，ge命的动机也不纯洁”，“在军府呼朋引类”，因此联合同盟会反对孙武。

孙武反过来，指责蒋翊武“植党营私，不服约束，不遵调遣”，暗合黎元洪，“挟黎以制文学社”。

蒋翊武也是在起义发生后，才赶回武昌，当时黎元洪就任湖北都督，已成事实，无可奈何。他虽然“参预谋略机要”，充当“军事顾问兼联络使”，但是“任职在闲散”，没有什么实权。

他同文学社社员詹大悲、何海铭等人，商量成立汉口军政分府，以之作为文学社的重要据点。计划“如果军政府分府，将来基础稳固，再以ge命派，将武昌军政府另行改组”。

与此同时，蒋翊武见文学社，在军政府里没什么人，认为不利于文学社，因而尽力争取把文学社社员，安插到军政府各部门。

孙武认为，成立汉口军政分府，是同以他的军务部为中心的军政府作对，于已不利。他指责蒋翊武成立汉口军政分府，是“专以膨胀势力为主”，于是“请任张景良为总指挥牵制之”。

张景良不但是黎元洪的心腹，且有通敌嫌疑,“凡蒋所计划，悉不容”。

内部的不团结，这也部分造成最后，汉口直接处于清军反攻之下。

失去汉口，文学社就会失去重要据点，蒋翊武乃提议，由社员张廷辅“率师出武胜关，遏清军南下”。”

此议本来合理，但因被认为是发展文学社势力，而未被采纳。

这样，形势急转直下，虽经黄兴奋力拼杀，10月31日，汉口被清军占领，汉口军政分府，随之被取消。

汉口失陷后，蒋翊武、詹大悲、胡瑛等人商量，认为若退回武汉，孙武和立宪派，不但“不能相容”，还会乘机强加“一个失陷汉口的罪名”,对文学社极端不利。

因此，他们决定，一面由詹大悲等人，东到江西方面求援;一面将部分文学社掌握的军队，由“时为文学社所爱戴”的，宋锡全和副社长王宪章率领，南下长沙，帮助湖南都督谭延闿巩固湖南，“以作不得已时退却准备”，但谭延闿本来是杀害革命党人焦达峰上台的。

此为，为了小利，失了大义。

黎元洪、孙武，则一面以“临阵退缩、携款潜逃”的罪名，要求湖南立宪派头子谭延闿（他不本来通过发动政变，杀害焦达峰而上台），杀害宋锡全，关押王宪章(后经蒋翎武力保获释)，并“派宪兵管带刘佐龙往湘促之”;一面要求江西方面，驱逐或拘杀詹大悲等人。

这就再次，加深了文学社和共进会，两团体之间的矛盾。

11月27日黄兴赴沪后，一方面由于清军“长驱泊汉口”，武汉三镇局势紧张。一方面由于吴兆麟的坚决推举，黎元洪、孙武不得已同意，以蒋翊武代理战时总司令一职，“任战守”。

蒋翊武积极督战，统率由文学社社员掌握的民军，同清军“拼生死”，一举取得了刘家庙大捷，稳定了武昌局势。

但是在12月1日，经英国驻武汉领事调停，达成停战协议之后。孙武就谋求拱掉蒋翊武，代理总司令之职。

12月5日，孙武、杨玉如、邓玉麟等共进会上层分子开会。他们声称，“总司令官一职，蒋翊武不过暂时护理而已，应另行举人为总司令官，以便计划作战事宜”，如果再由蒋翊武担任，“将来军事必败于一人之手”。

他们认识到，如果“迫易之，则争端立起"，因而决定由蒋翊武的老乡谭人凤，取代蒋翊武作为过渡。并要求同盟会湖南支部长覃振出面，要蒋翊武辞职。

谭人凤建议，将总司令官，改为武昌防御使兼北伐招讨使，“盖防御者防内奸而御外敌也。招讨者，讨不廷而招之从我者也，事切名实”。

蒋翊武“事前毫无闻知”，虽然“极为愤恨不平”，但见由谭人凤继任，不好反对。并认为军权会掌握在同盟会手中，因而表示赞同，自己出任江汉招抚使虚职。

孙武仍然不罢休，诬告蒋翊武，把湖北军政府所拨招抚费，“用作购买枪械，扩充私人武力”。黎元洪则乘机，派稽查队查抄蒋翊武。

其次，孙武同共进会其他骨干，刘公、张振武、黄申芗、蔡汉卿等人的矛盾，也很尖锐。

孙武出于争夺个人权力之需要，站在黎元洪一边。刘公、张振武明确反对孙武勾结黎元洪，企图垄断湖北军政府大权。

前面已经指出，张振武在吴兆麟推举黎元洪为都督时，就反对;黎元洪出任都督后，刘公成立总监察处，“其职权监督都督以下各职司”。

11月30日，清军炮轰武昌城，黎元洪逃离，总监察处一方面，“谋用总监察刘公以代都督黎元洪”。

另一方面提出设置副都督一职，由同盟会会员谭人凤担任，计划乘机夺回军政府大权。孙武则“期期以为不可”。

停战协定达成之后，刘公、张振武批评黎元洪，“事先不与ge命同志开会磋商，就弃城出走”,“以致人心动摇，造成混乱局面”，提出“通电宣布黎元洪这种轻举妄动、违法失职的行为"。孙武又反对说:“两军既已停战，接头的事件很多，应该请黎元洪回武昌，以便随时决定一切。”

这样，孙武成为众矢之的，不但文学社同他的矛盾，不可缓和，就是共进会骨干刘公、黄申芗、蔡汉卿等和立宪派人士，对他也非常不满。

这种情况，为黎元洪吞并湖北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制造了有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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