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亡国前夜，忠臣与降将在元军大营留下了历史的交集。
这是德祐二年（1276）正月，刚刚被擢升为右丞相兼枢密使的文天祥奉命前往元军大营议和。在临安城北皋亭山的元军驻地，文天祥与元军主帅伯颜进行了激烈的抗辩，因而遭到扣留。文天祥当场怒斥伯颜失信，此时，早已降元的原南宋将领吕文焕从旁劝解。
见是吕文焕，文天祥火气更甚，转而痛斥吕文焕是“逆臣乱贼”。
吕文焕说：“丞相为什么骂我是乱贼？”
文天祥答：“国家不幸至今日，汝为罪魁，汝非乱贼而谁？三尺童子皆骂汝，何独我哉！”
吕文焕长叹一口气：“我当初死守襄阳整整六年，却等不到救援啊。”
文天祥说：“力穷援绝，死以报国可也。汝爱身惜妻子，既负国，又隤家声。今合族为逆，万世之贼臣也！”
这是一场偶然的见面与对话，却犹如绳子的两端，互相撕扯着：一端象征着道德，一端代表着现实；一端象征着忠义，一端代表着苟且；一端象征着坚定，一端代表着放弃。
两人的见面，亦犹如历史的隐喻，整个南宋走向溃败的最后十五年，便是这股互相撕扯的绳子最终断裂的过程。
在史家的叙述中，有奋发救国者便有自保卖国者，有救民于水火者便有置民于地狱者，有大忠大义者便有不忠不义者。没有一段历史没有奸邪，也没有一段历史没有忠贞。彼此互为镜像，强化着黑白二元对立的预设立场。
但是，抛开历史的教化意义，我们真正想问的是：处在历史的十字路口，个体精英如何抉择？为何如此抉择？事情到底是怎样变坏的？结局为什么会是这样？最后又有什么值得铭记？
1、扑朔迷离的“鄂州大捷”
南宋败亡的征兆，是从一起军事骗局显露出来的。联合操纵这起骗局的人，一个是权臣，一个是名将。
景定五年（1264）十月，宋理宗赵昀〔yún〕去世，太子赵禥〔qí〕继位，是为宋度宗。因拥立之功，权臣贾似道获得特别优待——宋度宗不直呼其名，而是叫他“师臣”，亦师亦臣，表示尊敬的意思。但贾似道还吃不透新君的心性，于是提出要负责宋理宗的陵寝和丧葬事务，担任总护山陵使。这实际上是权臣对新君的试探，历史上，老皇帝死后，新皇帝若想打发掉老皇帝生前身边的权臣，就会任命该权臣负责老皇帝的陵寝事宜，委婉地将其赶出权力中心。
没想到，宋度宗同意了贾似道的请求，任朝中官员怎么上书要求他收回成命，他都不听。52岁的贾似道只好离开临安，前往绍兴。这一刻，贾似道或许认为宋度宗是有心计之人，不过事实上，宋度宗可能只是欠考虑和一根筋而已。史载，宋度宗出生前，其母曾被逼服过打胎药，这导致他天生发育不良，7岁才会说话，智力水平有限。当上皇帝后，无所作为，唯以好色闻名，据说高峰时曾一天临幸30多名宫妃，创下纪录。
但在当时，宋度宗刚上位，贾似道不知道这名新君是真的愚蠢还是深藏不露，于是便跟新皇帝杠上了。
处理完老皇帝的丧事，贾似道并未返回朝廷，而是选择回到他的老家——天台县。这是以消极的姿态来对抗新君的鲁莽。与此同时，他开始唆使自己的亲信大将、京湖制置使吕文德向朝廷谎报军情，伪造蒙古军队大举南下的战报。这是以主动的姿态来表明自己的重要性。
接到军事急报的宋度宗，果然惊惶无措，连忙下诏请贾似道回京主持大局。贾似道这才慢悠悠地出发，往临安走。等他抵达临安，开始处理军国大事时，军事警报也适时地解除了。
通过这起军事骗局，贾似道成功地营造了“朝中不可一日无贾似道”的氛围，并且从此拿捏住了宋度宗的“命脉”——只要宋度宗不能满足他的要求，他便以辞官还乡相要挟，由此确保他对朝政的绝对控制。这样，贾似道很快被拜为太师，封魏国公。
随后数年间，贾似道多次假意辞官，每次宋度宗都很惊慌，要么发动文武百官劝说挽留，要么不顾君王威严亲自恳求其留任。有一次，为了挽留贾似道，宋度宗甚至要向他下拜。站在一旁的参知政事江万里赶紧抱住宋度宗，说自古无君拜臣之理。江万里是贾似道一手提拔起来的。眼见自己的亲信如此多管闲事，贾似道表面不动声色，后来便指使人攻击江万里，迫使他辞去参知政事的职位。
贾似道此时已经是丞相兼枢密使、太师，封无可封，但宋度宗对其闹辞职总还得有所表示，于是特授其“平章军国重事”，允许他三日一朝，后来又逐渐加码到十日一朝，还特许他入朝不行君臣大礼。当皇帝的恩宠到了极致，贾似道大权独揽也便到了极致。
这种依靠诈术巩固权位的做法，也很符合贾似道的本性。在此数年前，他就是以一个骗局，具体来说，是以一场扑朔迷离的军事大捷达成了个人身位的双重荣耀。
那是开庆元年（1259），蒙古大汗蒙哥兵分三路，大举侵宋，但其本人却在攻打钓鱼城（在今重庆合川）时死于军中。一开始，蒙哥之死并未影响其四弟忽必烈率领的中路军的作战计划。已经屯兵鄂州（今湖北武昌）城外的忽必烈听闻蒙哥死讯，没有立刻班师，而是下令围攻鄂州，他说：“吾奉命南来，岂可无功遽还？”
鄂州是长江防线重镇，与襄樊同为南宋门户，事关全局。忽必烈十万大军“进围鄂州，中外大震”。南宋朝廷召集各路军队、各地义勇支援，前后出军费“缗钱七千七百万，银、帛各一百六万两、匹”。有大臣请宋理宗迁都以避锋芒，打不过咱就跑呗，当年南宋立国时不也是这么干的。正在此时，贾似道战前受命，被擢升为右丞相兼枢密使，前往鄂州主持军务。
贾似道到达鄂州后，一夜之间就在城墙内壁建造了一道木栅，形成夹城。蒙古大军来势汹汹，望着鄂州城坚固的防御工事，一时进退失据。忽必烈在城外生擒了两个宋军俘虏，一打听，才知守城的是贾似道，且宋军“事起仓促，皆非精锐”，城中多为老弱之兵。
此后百余日，宋蒙攻防战异常激烈，鄂州城死伤13000人，却愈挫愈勇，始终将蒙古大军拒之门外。到了当年冬天，蒙军粮草匮乏，疾病流行，忽必烈仍未能攻克鄂州，不禁感慨道：“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我为何没有贾似道这样的人才呢？
四个月内，蒙古十万大军竟然未能攻下鄂州。这时，蒙古诸将心急如焚，把气撒在忽必烈重用的南方士人身上，说，如果不是你们向老大建议不可屠城，我们早就把鄂州拿下了。忽必烈听到后破口大骂：“宋军守城的只有一个贾似道，你们带领十万之众不能胜，打了几个月也不能攻下这座城。这分明是你们的罪过，哪里是士人之罪？”
但心里最着急的还是忽必烈，他要尽快赶回北方与其弟阿里不哥争夺汗位，没时间在鄂州耗，后方拥护他的蒙古大臣也都写信催促他早日北还。
战局在当年闰十一月发生转变。宋、元史书都记载，贾似道在此时欺君卖国，私自遣使者向蒙军求和，以“割江为界，且岁奉银二十万两，绢二十万匹”为条件订立城下之盟，解鄂州之围。忽必烈同意，撤离鄂州城，回家和弟弟争夺汗位去了。
“鄂州大捷”后，贾似道回朝上表称：“诸路大捷，鄂围始解，江汉肃清，宗社危而复安，实万世无疆之休。”宋理宗表彰贾似道说：“吾民赖之而更生，王室有同于再造。”随后，贾似道被封为肃国公，享受着这场“军事大捷”带给他的无上荣耀。
第二年（1260），忽必烈即汗位，派使臣郝经带国书出使南宋，来进一步商定和议之事。贾似道担心自己私下请和的行为被抖搂出来，遂将郝经扣留在真州军营中。有意思的是，忽必烈此后忙于蒙古贵族内部争斗，竟把郝经遗忘了，导致郝经被扣留长达16年。
关于“鄂州大捷”的真相，到底是贾似道私自求和后虚构出来的，还是忽必烈久攻不下、急于北返而无奈退兵呢？目前史学界存在不同观点。但鄂州之战仍能看出贾似道的两面性，一方面他确实有军事才能，同时也是主战派；另一方面他有强烈的权力欲望，希望把自己打造成救时的大英雄。这两面性具有极强的诱惑性，南宋末期一再重用贾似道，就跟养蛊似的，最终遭到反噬。
2、军事系统大清洗
贾似道逐步独揽大权的时候，却是南宋的名将凋零之时。孟珙、杜杲、余玠等名将早已相继故去，此时的南宋武将系统按照站队归属——唯一的标识“是不是贾似道的人”——而出现了不同的结局。
最先遭到贾似道忌惮的人，是王坚。
当王坚在钓鱼城立下炮轰蒙哥致其死亡的辉煌战绩之后，朝廷已不需要他继续为国立功，而只需要他离开前线、离开军队。因为他的战功太大，大到让贾似道嫉妒。景定元年（1260），他从四川被召回京城临安。
年少时，王坚就是一个热血男儿。他加入孟宗政、孟珙父子建立的“忠顺军”，参与对金战争。他所属的鄂州都统司与岳家军一脉相承，而孟氏父子又是当时名扬天下的将帅，在抗金、抗蒙中屡建大功。王坚可谓一出道就继承了南宋两支著名军队——岳家军与孟家军的优良传统。后来，王坚入川增援西线战场，名将余玠将精心打造的钓鱼城托付给他。王坚及其副将张珏对钓鱼城城墙进行加筑，从1.5米厚度增至5米，不仅可以阻挡大军，还可以抵御蒙古军的回回炮。
开庆元年（1259），蒙哥亲征南宋四川防线，驻钓鱼城东五里的石子山督战。王坚负险守城五个月，蒙古军不能下。七月，蒙哥命人于钓鱼城东门高地上筑台，探城中情势以谋决战。有史料表明，当蒙哥登上高台擂鼓发起总攻，王坚调来大炮，向擂鼓之人射击，直接就把蒙哥轰飞，鼓声戛然而止。张珏又将城中两条三十斤重的鱼以及一百多张面饼，向城下的蒙古军投掷，附上字条称“尔北兵可烹鲜食饼，再守十年，亦不可得也”。蒙古军由此开始撤退，蒙哥随后伤痛迸发而死。
钓鱼城建城不过十几年，却凭借城池牢固，军民同心，将不可一世的蒙古军拖垮，被称为“上帝折鞭处”。王坚用来之不易的胜利阻止了蒙古大军的步伐，也间接改变了鄂州之战的结局，以及忽必烈与贾似道的命运。
当然，也改变了他自己的命运。
由于战功引起嫉妒，王坚此后一直受到贾似道排挤，先是被调回京城，免去四川的兵权，不久又被调出京城置之闲散。景定五年（1264），王坚忧愤而死。
王坚被打压的数年间，正是贾似道对武将系统进行大清洗的时候。跟个别排挤不同，发动大规模清洗需要一个合理化、长期化的名目。在贾似道这里，这个名目以改革之名得以确立，叫做“打算法”。
打算法，是对宋蒙战争过程中所用军费的特别会计监察，主要针对武将。对于其中不合法的支出，要求武将予以偿还，并将获罪的将领投狱治罪。打算法的初衷，是整治军队中的贪污腐败现象，但最终却成为贾似道打压手握兵权的异己、扶持亲信武将的手段。曹世雄、向士璧等人都对贾似道不满，拒绝其调遣，结果均以“侵盗官钱”之罪遭贬谪，迫害致死。而这轮武将大清洗最终逼反了刘整，为南宋灭亡埋下伏笔。
刘整原是金人，金朝末年投奔南宋，隶属于名将赵方麾下。在赵方的军队中，刘整表现沉毅，有勇有谋，所以赵方临死之前对儿子赵葵说：“刘整才气横溢，汝辈不能用，宜杀之，勿留为异日患。”赵葵不听。后来，刘整跟随孟珙攻打金朝，担任前锋，一天夜里带领十二名勇士，飞速入城，生擒信阳太守。孟珙得知后大惊，想起五代名将李存孝率十八骑攻占洛阳的典故，于是称呼刘整为“赛存孝”。
宝祐二年（1254），刘整随抗蒙名臣李曾伯入蜀，被选拔为将，并屡建战功，七年后升任泸州知府兼潼川路安抚副使。然而，在刘整的升迁过程中，他的“归正人”（南宋对北方沦陷区归附者的称谓）身份逐渐引起南方诸将的猜忌。跟他最不对付的，是另一个处于上升期的名将——吕文德。
吕文德出身贫寒，早年以卖柴、打猎为生，后被赵方之子赵葵收入军中。赵葵发掘吕文德的经过颇有意思，史书说他在路边看见一只被丢弃的麻鞋，尺寸很大，不像是一般人穿的。有人告诉他，这是一个卖柴人的鞋子。赵葵于是派人找到这个卖柴人，也就是吕文德的家，说服他到自己军中效力。
吕文德确实很有军事天赋，此后三十多年，转战江淮、荆湖、四川，多次击退蒙军，战绩斐然。在发迹升迁的过程中，他组建了一支“吕家军”，主要由自己的亲族及家乡的樵夫、炭农等编成。而他的亲戚、故旧跟随他征战，逐渐在军队系统中得到提携，比如兄弟辈的吕文信、吕文福、吕文焕，子侄辈的吕师夔、吕师龙、吕师道、吕师孟、吕师望，女婿范文虎，同乡夏贵等，均成为南宋末期的重要将臣。不过，在吕文德崛起成为南宋抗蒙中流砥柱的背面，我们也看到他在人品上不甚光彩的诸多表现。简单来说，他是靠站队支持贾似道来换取权位的巩固与提升。
在开庆元年（1259）的鄂州之战中，作为节制诸路军马的统帅贾似道并无法赢得各路将领的拥戴，导致战略部署和协调难以落实。这时，吕文德“谄（贾）似道”，呵斥那些反对贾似道的将领：“宣抚（贾似道）在，何敢尔邪？”可以说，贾似道赖以独揽大权的“鄂州大捷”，离不开吕文德的鼎力支持，二人由此结成同盟。作为投桃报李，贾似道入朝拜相后，将京湖地区的军政大权传给吕文德。而在宋度宗即位后，一开始受到猜疑的贾似道亦指使吕文德谎报军情，借机巩固自己的权势，吕文德则全力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