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数据显示，2024年，高校毕业人数1179万！同比增加21万人，而就在2024年11月14日，中国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当日联合召开工作会，部署做好2025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创业工作。据统计，2025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预计达1222万人，同比增加43万人。让人焦虑的不是数字本身，而是政策执行过程中暴露出的落实不到位、数据造假、结构性矛盾突出等问题，看似就业问题得到了缓解，其实也暴露出了一些问题。

一、政策落实与数据造假：理想与现实的鸿沟

教育部 2025 届就业创业工作通知明确要求 “严格落实校园招聘‘三严禁’要求”，并强调 “建立就业信息归集机制，推进国家、省级、高校三级毕业生就业服务网络互联共享”。然而，根据官方统计，有的高校为追求就业率，仍然采取 “数据注水”的违规操作。例如，部分高校存在 “网签代签” 现象，学生只需在高校就业信息网完成虚拟签约即可被认定为 “已就业”，甚至出现“萝卜章”“假合同” 等造假行为。这种行为不仅违背了政策初衷，更掩盖了真实的就业困境，导致决策部门难以精准掌握就业形势。

二、结构性矛盾：岗位供给与人才需求的错位

国家统计局虽公布就业岗位总量充足，但未细化分学历、分行业的岗位数据，官方从未系统披露过硕士研究生、本科生、专科生及高中生等不同学历层次对应的专项岗位数量。这种信息缺失，导致社会无法判断：各层次岗位是否存在结构性过剩或短缺？专科岗位是否充裕？本科岗位是否充裕？研究生岗位是否充裕？因缺乏细分数据，社会难以判断不同学历群体的实际就业难度。

现实中一些高学历人才被迫从事低学历层次岗位（如研究生干本科的工作，本科做着专科的工作，专科干着高中的工作），这种 “学历与岗位不匹配” 的矛盾，因数据不透明而无法得到针对性解决，既造成人才浪费，也加剧了就业市场的不公平性。导致 “有人没活干” 与 “有活没人干” 并存的结构性矛盾突出。以硕士研究生为例，其所学专业与市场需求脱节的现象较为普遍，部分毕业生被迫从事本科甚至专科岗位的工作，造成人才资源的浪费。教育部 2025 年通知提出 “加强学科专业动态调整优化”，要求 “对就业质量不高的专业实行红黄牌提示制度”，但部分高校专业设置仍滞后于产业升级需求，如传统文科专业招生规模居高不下，而人工智能、智能制造等新兴领域人才供给不足。

此外，基层就业空间未充分挖掘。人社部 2025 年通知要求 “创新挖掘基层就业空间”，但受传统就业观念影响，毕业生对基层岗位存在认知偏差。例如，某高校调研显示，仅有 12% 的毕业生愿意主动选择城乡社区、养老服务等基层岗位，而这些领域恰恰存在较大的人才缺口。

三、就业观念与教育导向：升学热与就业冷的博弈

当前，“考研热”“专升本热” 持续升温，部分高校将升学率作为政绩考核指标，导致就业指导服务被边缘化。教育部 2025 年通知强调 “强化生涯教育与就业指导”，但实际执行中，部分高校仍存在 “重升学、轻就业” 的倾向。

以普通全日制专升本为例，不少专科学生进入职业学院学习，并非是想混学历，而是希望学一门技术，且部分学生高考分数不理想，才选择就读专科院校。然而，在山东，社会上的一些培训机构涌入学校，大肆宣传“专科找不到工作，只有升本才能找到工作”。与此同时，山东普通专升本考试仅有一次机会的政策，加剧了学生的迷茫与焦虑——他们不得不在升本和就业之间做出看似 “非此即彼” 的抉择。

在培训机构 “不升本就没有就业机会” 的片面言论洗脑下，许多学生既缺乏对就业市场的调研意识，也无暇了解企业招聘会的用人要求，便盲目跟风加入专升本队伍。由于将大量时间、金钱投入到培训班中，他们无暇精进专科阶段的专业技能；而一旦升本失败，不仅浪费了备考的时间与精力，更错失了专科阶段积累工作经验的机会，最终陷入 “学历未升成、技能未掌握” 的失业困境。

从政策层面看，山东普通专升本 “仅一次机会” 的限制，客观上扩大了学生的焦虑情绪，也间接为培训机构的误导性宣传提供了温床。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广东、天津等省份允许学生多次参加专升本考试，给予了学生更为灵活的选择空间。在这些地区，学生无需背负 “孤注一掷” 的心理压力——若首次考试失利，仍可选择先进入职场积累经验，后续再根据职业发展需求决定是否继续备考；若暂不考虑升学，也能凭借专科所学直接就业。这种政策设计既尊重了学生的多元发展路径，也有效缓解了因 “一考定出路” 带来的过度焦虑。

通过山东现行政策，在培训机构推波助澜下，极易引导学生将所有精力押注于升学，甚至迫使部分具备就业能力的专科生放弃职业发展机会，最终造成教育资源与个人发展的双重损耗。若能借鉴其他省份经验，放宽考试次数限制，学生将拥有更灵活的选择空间，既可选择先就业积累经验，也可在时机成熟时备战升本，从而打破当前因政策局限与机构误导所造成的恶性循环，避免学生陷入 “专科即无出路” 的认知误区。

通过考试选拔人才的质量来看，扩招后，在现有全日制应届考生中选拔，出现录取质量下降趋势。未扩招前报考人数多但录取人数少录取率在百分20-30左右，竞争激烈，出题人可以设置较高难度的题目筛选人才，保证质量。然而，随着2020年宣布扩招后，规模不断扩大，录取人数也大幅度变多，但质量呈现直线下降！参与普通全日制统招专升本的学生：一些是高考接近本科线或超过本科线的学生，还有一部分是中专通过单招或高中考上的大专等等，而真正有实力的学生还是那些接近本科线或超过本科线的学生，导致整体水平参差不齐。然而在大幅度扩招的背景下，为了保证录取率的分数好看，出题难度不得不一降再降。2024年，出题人尝试提高考试难度（但试题难度灵活度没有超过高三水平），仍让不少考生感到吃力，导致分数线大幅下滑；到了2025年，整体题目难度的灵活度出现了明显下降，有的学生调侃，有的科目的难度灵活度连初中水平可能都达不到，而有的学生对待这种降低难度的题目后，仍然认为题目较难。这就充分证明学生与学生之间的质量是不一样的，从表面数据上看，似乎考生的整体分数提高了。然而，难度下降并不等同于考试质量提升。这种为了追求好看的录取数据和分数，而放弃质量要求的做法，严重影响了专升本学历的价值。这也就造成了学历贬值的加速形成。真正的考试选拔应该保证质量，如果是因为参与考试的人员整体实力不行而导致题目难度下降，那也不应该应付，或者可以调整策略，例如：取消对考试次数的限制，给予更多有提升学历意愿的专科生多次尝试的机会，让那些由于各种历史政策原因，或在首次考试中失利的全日制往届生或非全日制考生，依然能够拥有追求梦想的希望。并且，维持考试难度的稳定性，保证生源质量，避免出现大起大落的情况，使考试能够持续、客观、公正地考查考生的真实水平。

这一现象也反映出教育主管部门在18 岁以上成人教育、大学教育方面存在一定的管理疏忽，未能对学生进行完善的就业引导。使得学生形成了 “上专科就一定要升本” 的错误观念，造成了教育资源的浪费和人才发展的畸形，只有加强管理，正确引导学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选择就业或升学，才是真正为学生的未来着想。

四、学生调研缺失与学校引导不足：就业认知偏差的多维成因人社部调研显示，48.04% 的2024 届毕业生首选央企国企，求稳心态明显。部分毕业生对校招岗位 “挑肥拣瘦”，既嫌弃中小企业薪资待遇，又缺乏考取公务员、事业单位的竞争力，最终陷入 “高不成低不就” 的困境。例如，某高校毕业生因拒绝校招提供的制造业岗位，辗转半年后仍未找到心仪工作，最终不得不接受同类型岗位。从学生层面看，多数毕业生缺乏主动调研就业市场的能力与意识，过度依赖网络碎片化信息、亲友经验或社会刻板印象进行决策。例如，部分学生仅凭“国企稳定”的标签盲目投递，对企业实际发展前景、岗位技术要求及职业上升空间根本不了解。更值得警惕的是，学生对劳务派遣、劳务外包等就业形式的法律风险认识不足，常因认知盲区陷入就业骗局。不法分子以“国企直招”“高薪岗位”为诱饵，收取“中介费”后失联，或诱导学生签订模糊合同，导致无薪实习、强制加班等问题。此外，学生对社保、劳动合同等基础权益知识匮乏，难以识别“刷单兼职”等诈骗陷阱。

家庭层面同样存在认知局限，部分家长受传统观念束缚，将体制内工作视为唯一“优质”选择，甚至主导子女的职业规划，导致学生择业偏离自身兴趣与专业优势。而家长自身对新兴就业形态的认知盲区，也使其难以辨别就业诈骗信息。

学校作为就业引导的核心主体，在就业意识传导与调研能力培养上存在明显不足。部分高校的就业指导课程流于形式，缺乏对非标准劳动关系的风险解析及反诈教育，更鲜少涉及劳动合同签订、社保权益维护等实操知识。同时，校企信息互通平台缺失，导致学生难以获取真实用工需求。某高校调研显示，超60%的学生从未参与过目标企业开放日活动，近半数学生未查阅过意向行业人才需求报告。

这种三方调研缺位与引导不足，使得学生在就业决策中陷入“道听途说”的困境。毕业生既因不了解中小企业技术岗位的发展潜力而盲目拒绝，又因忽视基层岗位的政策扶持与晋升空间而错失机会，更因缺乏基础劳动权益知识与反诈意识面临潜在风险。信息壁垒、认知偏差与反诈教育缺失的叠加影响，加剧了就业市场的结构性矛盾，亟待教育主管部门等多方重视，并且帮助大学生协同破除陷阱，提高就业认知。

五、责任主体与协同机制：政策落地的关键环节

教育部 2025 年通知要求 “压实‘一把手’工程”，但部分高校就业工作仍由辅导员兼职负责，缺乏专业化的就业指导团队。人社部 2025 年通知提出 “实施百所高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活动”，但部分地方政府与高校的对接流于形式，未能形成长效合作机制。。教育部 2025 年通知要求 “压实‘一把手’工程”，但部分高校就业工作仍由辅导员兼职负责，缺乏专业化的就业指导团队。人社部 2025 年通知提出 “实施百所高校人社厅局长结对帮扶活动”，但部分地方政府与高校的对接流于形式，未能形成长效合作机制。

此外，企业在人才培养中的参与度不足。尽管教育部鼓励 “校企合作”，但多数企业仅将高校视为 “人才储备库”，缺乏深度参与课程设计、实习实训等环节的积极性。例如，某高职院校与当地企业合作开展 “订单班”，但企业仅在学生毕业前进行短期培训，未能真正融入教学过程，导致学生实践能力与岗位需求仍存在差距。

六、目前大学生就业急需落实的五大任务：

严抓数据真实性，杜绝形式主义：建立 “省 - 市 - 校” 三级联动核查机制，利用大数据比对社保缴纳、劳动合同备案等信息，对高校就业数据进行动态抽查。对数据造假、“萝卜章”“代签网签” 等行为，一经查实，对相关责任人严肃追责，并将结果纳入高校绩效考核，破除 “唯就业率” 的政绩观。同时，引入第三方专业机构开展就业质量评估，确保数据真实反映就业市场实际情况。

打击就业诈骗，净化求职环境：联合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开展 “护苗就业” 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以 “内部指标”“付费包过”“定向推荐” 等名义实施的就业诈骗行为。通过官方渠道发布典型案例警示，普及防骗知识，同时设立举报热线和网络平台，对违规中介、虚假招聘信息进行及时查处，切实保障毕业生合法权益。

强化高校就业服务主体责任：督促高校将就业指导课程纳入必修学分，开设职业规划、简历制作、面试技巧等实用性课程，并结合行业发展趋势，邀请企业导师进课堂，帮助学生树立理性就业观念。要求高校增加校园招聘会频次，针对不同专业、学历层次举办专场招聘会，同时建立 “就业困难学生台账”，开展 “一对一” 精准帮扶，确保每位毕业生都能获得充分的就业指导，并保证每一个大学生都能拿到工作。真正做到一对一精准帮扶，直到该生就业才脱离。

主动搭建校企对接桥梁：教育、人社部门应发挥资源整合优势，主动对接本地重点企业、行业龙头，挖掘适合高校毕业生的优质岗位。通过建立 “校企合作数据库”，按学历、专业精准匹配岗位需求，组织 “企业进校园”“校园开放日” 等活动，吸引更多企业参与校招。尤其针对新兴产业、基层岗位，加大宣传推广力度，为毕业生提供多元化的就业选择，避免因信息不对称导致的 “高不成低不就” 现象。

建立长效就业回访机制：构建覆盖毕业 3 年内或长时间未就业或失业的大学生，进行就业回访体系，通过电话、线下调研、线上平台等多渠道，定期核实毕业生真实就业状态，重点核查曾填报 “已就业” 学生的实际情况。对于回访中发现的未就业学生，由属地人社部门牵头组建 “就业帮扶专班”，提供职业能力测评、一对一职业规划指导，并依托政府岗位资源库，定向推送基层服务、企业见习、公益性岗位等机会。若查实就业数据造假，除对涉事高校进行通报批评、扣减招生指标外，还需将相关责任人纳入教育领域失信名单，形成 “发现 - 帮扶 - 问责” 的闭环管理机制，切实维护就业数据公信力与毕业生权益。

结语：当前，官方多次提及 “劳动力短缺”，但现实却是大量高校毕业生面临就业困境，这种矛盾背后折射出资源对接与政策落实的不足。若政府能将 “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理念贯穿就业工作始终，以更强的行动力推动政策落地、以更实的举措搭建就业平台，让每一位毕业生都能找到适配岗位，那么人才供需失衡的现状将得到根本性扭转，所谓的“劳动力缺口” 自然迎刃而解。人民群众迫切期待政府部门主动作为，以务实行动回应民生关切，真正将 “稳就业” 的承诺转化为助力青年成长、推动社会持续健康发展。

大学生就业问题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高校、企业和社会多方协同发力。教育部和人社部的政策设计为破解就业难题提供了方向，但政策红利的释放仍需落实到具体行动中。唯有通过数据透明化、教育供给侧改革、政策精准化、就业观念引导和校企深度融合，才能构建起精准化就业服务体系，实现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的目标。这不仅关乎千万毕业生的个人发展，更关系到国家人才战略的实施和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