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7日，柬埔寨与泰国联合宣布立即执行停火安排，并启动涉及俘虏释放、边境平民返乡、扫雷与反网络犯罪的多项合作计划。这一停火协议的落地，不只是局部战事的中止，更标志着东南亚区域性安全事务中，区域国家开始主动寻找解决路径。

此次冲突爆发于12月初，持续近三周。冲突集中于柬泰边境多个点位，公开报道显示至少101人死亡，流离失所人数超过50万。两国军事对峙升级至边境增兵，战事一度快速外溢。

停火之所以在此时达成，既有冲突自身代价持续累积的现实压力，也有政治层面的转向信号。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双方在声明中明确指出，在协议执行前将赴中国就后续安排进行磋商，而这一动作也成为本轮事件的最关键转折点。

云南，作为中国与东南亚国家地理、文化、经济交汇的重要节点，被选择为高层会谈地点，其背后所传递出的，不止是外交礼仪上的友善，更是一次制度方向的微妙引导。

与西方国家习惯依赖军事调停或制裁干预不同，本次停火进程始终由柬泰双方推动。自前期的战术降温、边境接触到中期的低调磋商，直到正式协议签署，没有域外大国“施压式”斡旋，也无多边机制“背书式”主持。中国的角色，呈现为典型的“平台型介入”：不定调、不压迫、不触边界红线，却有效促成会谈走向。

在会谈前，中方与各方保持沟通，相关表述提到中方开展斡旋并推动对话对接。这类“非威胁性调停”逐渐成为当前中方在东南亚推进安全参与的一种新常态。

不仅如此，柬泰选择赴中磋商，几乎同步于停火协议的对外发布，意味着其政治决策本身已将中国平台作为后续机制安排的一部分。此番柬泰事件的走向，显然为“非西方调停机制”的初步成功提供了现实样本。

云南被选作会谈地，并非简单的地理便利或象征友好，而是在多重维度上的“信号交汇点”。

第一，这一选址意味着中国调停机制的区域嵌入正在落地。云南本身处于澜湄合作、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等次区域合作要冲，具备天然的政治平台功能。中方以此为场所，形成调停“落点”，也暗示将来类似危机可有固定响应机制。

第二，对柬埔寨与泰国而言，云南并不只是中立场地，更承载了中国多民族共居与边境协商经验的制度投射。

第三，云南会谈对中方而言也是一次战略试水：未来区域多边机制中的安全议题是否可以以“双边+平台”的组合先行落地？若此次后续合作计划推进顺利，无疑将为区域安全治理提供模板。

尽管停火达成，柬泰边境局势仍处于高度不稳定状态。争议地段的划界与管控、兵力部署与边境治理、跨境犯罪等问题叠加，本轮协议的可持续性面临现实挑战。

围绕停火的公开表态反复强调“止血”和“持久”，折射出决策层对战事升级代价的警惕。泰柬双方公开表态都把重点放在“停火落实”和“关系修复”上，这背后指向同一个现实：停火只是第一步，后续仍需要持续对话与执行安排来托底。

此刻转向中方，某种程度上正是寻求这种制度保障的过程。中方并未通过军事部署或政治施压达成调停，而是以会谈邀请、平台搭建方式，为两国提供一条“自我消化但带制度路径”的中介。这一模式，或许更符合东南亚各国对“外部介入”的敏感态度。

值得关注的是，就在2025年10月，中国在香港主导设立的“国际调解院”刚刚宣告成立，虽仍处筹备阶段，但被视为中方回应全球纠纷解决机制不足的一项试验。而柬泰当前这场危机，很可能成为调解院运行前的第一次“现实引导”。

公开信息显示，中方强调应推动对话协商、巩固停火、逐步恢复交往并重建互信。这意味着，如果柬泰两国未来决定将边境争议交由调解院处理，则中国推动的区域调解机制将从理念进入实际操作阶段。

这也将带来更大影响：一方面为东南亚地区内部冲突提供本地化解决选项，另一方面则可能在全球“非西方法制”语境下开辟新路径。中方机制若能成功嵌入柬泰争端的解决流程，将形成实质替代路径。

从停火协议签署，到转赴云南展开高层对话，柬泰这场冲突的化解过程提供了新的观察窗口：东南亚不再是“被安排和平”的区域，而开始探索“自发和平”的路径。而在这一过程中，中方提供的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保障者”或“主持者”，而是一种低姿态、高可信度的平台提供者。

这场冲突还未完全落幕，变数仍在，云南会谈也未必就能一次性解决所有问题。但至少，它提供了一个方向：和平并非靠外力强压才能维持，而可以靠区域间的平衡、尊重与真实合作慢慢磨合。对中方而言，这不仅是一次调停经验的积累，更是一次机制演练的开端。

而这正是比停火更重要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