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要继续推进“强省会”了，但这是四川省和成都市的必然选择，官方定调搞“强省会”，成都不是第一个，也不是力度最大的，但成都绝对是效果最好的。
然而，藏在“强省会”标签下的，是成都近乎明牌的战略级进化。
一直以来，“成都靠强省会政策吸血崛起”的论调始终挥之不去。
但把镜头拉长，从1949年4亿元GDP到2024年2.35万亿元的量级，从单一农业城市到拥有5个国家级先进制造业集群的制造强市，成都的成长轨迹里，显然不是一个“强省会”标签所能锁死。
成都的黄金十年，2014年之后的量级跃迁
讨论成都的快速发展，绕不开2014年这个关键节点。这一年，成都GDP首次突破万亿元，正式进入万亿GDP俱乐部。但成都真正意义上跻身全国城市最强阵容，是在2020年之后的五年。
2022年，成都GDP突破2万亿元，2024年攀升至2.35万亿元，稳居全国第7位、副省级城市第3位。2025年前三季度，成都的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三大主导产业产值已突破2.2万亿元。
缘何在这个阶段爆发？2017年，成都获批“中国制造2025”试点示范城市，2021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上升为国家战略，政策红利持续释放。
再来看成都产业基础的深厚积累。“十四五”前四年，成都规上工业增加值年均增长7.6%，居副省级及以上城市第4位，电子信息成为首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为后续的爆发夯实了基础。
人口和人才的同步集聚是成都奋进的重要支撑。2023年，成都常住人口达2140.3万人，成为全国第4个突破2000万的超大城市，人才总量首次突破600万，居全国第4位。而且，成都的人口红利不是被动的吸引，而是产业升级创造就业岗位后的主动集聚。
把成都的发展归结为“强省会”，很大程度上是忽略了其内生增长的三大支柱。
产业集群，4万亿级的“压舱石”
2022年印发的《成都市“十四五”制造业高质量发展规划》提出，到2025年支柱产业集群规模突破4万亿元，打造电子信息、装备制造2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以及10个以上千亿级产业集群。从2024年的实际进展看，这个目标已近在咫尺。
电子信息产业的崛起最具代表性。从早期的富士康、仁宝代工，到如今京东方柔性屏、华为鲲鹏生态基地落地，成都已形成从集成电路设计、制造到封装测试的完整链条。2024年集成电路产业实现营收279.9亿元，同比增长25%，链主企业成都海光集成营收达72亿元，同比增幅高达47%。这种能级跃升，靠的是持续投入而非简单资源集中，仅2024年，就有22个10亿元以上集成电路项目加速建成投产。
装备制造产业方面，与德阳共建的成德高端能源装备产业带产值突破850亿元，东方电机、二重等企业的高端装备订单增长22%，轨道交通装备更是打入全球23个国家和地区。
成都研发加周边制造的模式，很好地打破了虹吸效应的刻板印象。成都，这几年已经在有产业溢出到周边城市。
开放通道，从内陆腹地到门户枢纽
成都的地理位置曾被视为短板，但如今却因开放通道的有力建设成为优势。2024年，成都国际班列通达境外118个城市，全年开行超5300列，其中中欧班列（成渝）开行量稳居全国第一。2025年铁路港定下目标，力争国际班列开行超5500列，进出口贸易额冲刺600亿元。
航空枢纽的势能同样惊人。作为国内第三个拥有双国际机场的城市，2024年成都航空旅客吞吐量突破8733.6万人次，居全国第3位，货邮吞吐量达102.8万吨，升至全国第五，国际（地区）定期直飞航线达73条，中西部城市里位居第一。2025年启动的天府国际机场二期工程，将进一步强化“空中丝绸之路”枢纽地位，重点加密洲际及东盟航线网络。
开放型经济的数据更有说服力。2024年成都进出口总额达8390.0亿元，同比增长12.1%，其中对东盟进出口增长26.9%，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3076.6亿元，均居中西部首位。外国获批设立的领事机构达23家，国际友城增至113个，全年新设外商投资企业711家。
成都的开放，不是省内资源堆砌的结果，而是融入全球产业链的必然选择。
创新生态，600万人才撑起的科创高地
2025年的天府实验室里，科研人员正在核能、生物医药等领域攻关，这个高水平创新平台与中国西部（成都）科学城、成渝综合性科学中心共同构成了该地区的科创“铁三角”。
人才始终是创新的核心。成都通过“蓉漂计划”等政策吸引顶尖人才，2023年人才总量突破600万后，2024年继续保持增长态势，获评“中国最佳引才城市”。
省市联动的人才机制让资源实现高效配置，省级人才计划向成都倾斜，干部人才交流力度加大，仅电子科技大学每年就为集成电路产业输送千余名专业人才，支撑起头部企业的核心研发团队。
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方面，线上科创通+线下科创岛的服务体系让高校成果快速落地。2024年，川藏铁路、高端航空装备等领域多项科技成果实现产业化，科创板上市企业达19家。2025年省委文件明确支持共建科技成果交易市场，争取建设全国高校区域技术转移转化中心，“研发-转化”闭环加速形成。
强省会，是红利还是枷锁？
不可否认，“强省会”战略在成都的快速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将其视为唯一原因，显然是有所误读。
对成都有利，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战略价值
四川各地市州发展不均，2024年GDP最高的成都与最低的阿坝州相差47倍，这样的省情决定了，四川需要核心城市的带动。
强省会战略让成都得以集中资源建设重大项目，2025年推进低空经济基础设施、市域铁路改造，获批将轨道交通招投标权下放，这些都需要省级层面的大力支持。
集中资源带来了显著成效。2024年成都金融业增加值达2700亿元，同比增长5.6%，金融机构存贷款余额均超6.2万亿元，中西部城市中独占鳌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1.1万亿元，成为第二个达成此目标的省会城市。这些能级的提升，让成都更有能力承接国家战略。
对成都的弊端，区域失衡带来的现实挑战
强省会的代价同样明显。2024年，成都GDP占全省36.3%，进出口总额占比更是高达80.2%，而第二梯队的绵、宜、德三市合计仅占17.5%。乐山因光伏产业调整增速放缓至3.2%，与眉山7.3%的增速形成鲜明对比，折射出产业资源分配的不均衡。
人才流动的结构性矛盾更需要关注。川东北、攀西等地区的青壮年劳动力和专业人才仍在向成都聚集，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地市面临“用工难”与“人才荒”。2024年数据显示，成都每万人拥有高技能人才数是南充的3.5倍。
近年来，成都也在主动调整。2025年省委文件明确提出“提升辐射周边带动全域能力”，建立联合招商引资项目跨市域流转机制，探索“总部+基地”“设计+转化”模式。成德高端能源装备产业带产值突破850亿元，天府新区眉山片区承接成都产业转移项目92个，眉山因此成为全省增速冠军，这些案例力证，协同发展正在见效。
飞地经济是另一个重要抓手。成阿、成甘飞地园区建设质效提升，成都的研发、市场资源与两地的土地、劳动力优势结合，既带动了欠发达县域发展，也为成都产业升级腾出空间。2025年规划的绿色电力源网荷储一体化项目，更是将成都的能源需求与川西北的清洁能源供给联动起来，实现共赢。
强省会，从来不是唯一的答案
“成都靠强省会崛起”的说法，忽略了三个关键事实，国家战略的顶层设计、产业生态的自主进化、开放格局的主动构建。
2021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上升为国家战略，成都被赋予“西部经济中心、西部科技创新中心、西部对外交往中心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基地”的定位，这种能级的提升是省级政策无法企及的。2025年启动的天府国际机场二期、成渝铁路成隆段扩能改造等项目，均纳入国家规划，获得顶层设计的资金与政策支持。
天府实验室、国家实验室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落地，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建设，这些都是国家层面布局的结果。2024年成都在飞的73条国际航线中，41条由国家民航局协调开通，这种门户地位靠的是国家战略需要，而非省内倾斜。
如今的成都产业，不是“靠政策喂大”的漂亮盆景。电子信息产业从代工到自主创新，天府国际生物城入驻企业超550家，这些都是市场选择的结果。2024年数据显示，成都民营企业贡献了47%的GDP和62%的就业，民营高新技术企业数量占比达81%，这样的活力也不是行政命令所能催生的。
成都有着消费市场的强劲内生动力。2024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突破1.1万亿元，春熙路、交子公园等商圈的国际化程度持续提升，首发经济、夜间经济等新业态蓬勃发展。这些消费场景的培育，靠的是2140万常住人口的需求支撑，而非政策强制拉动。
成都的开放半径从来不是局限于四川。2024年，蓉欧班列运送的货物中，仅31%来自四川，其余均来自重庆、贵州、云南等省市，成为西部共同的出海通道。与盐田港合作的铁海联运线路，更是将服务范围延伸至东南亚、欧美。
2025年，四川省委文件提出，支持成都加快建设“三中心一基地”，持续做大经济总量。要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成都必须继续突破。
尽管电子信息产业已达万亿规模，但成都面临“大而不强”的问题，核心零部件、高端芯片等领域对外依存度较高。2025年规划明确要聚焦人工智能、航空航天、生物制造、清洁能源等领域实施科技攻坚突破行动，天府实验室将重点布局航空发动机、核能、医药健康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力争实现“从0到1”的突破。
成都正着力建设“智行走廊”和虚拟电厂、算力算法等新型基础设施，推动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转型。2025年计划培育120家以上智能工厂，让装备制造产业在保持规模的同时，附加值提升25%以上。
为进一步做强成都都市圈，加快成德、成眉市域（郊）轨道交通建设，推进京昆高速成德段扩容改造，实现“1小时通勤”。联合招商引资机制将进一步细化，成都的重大项目需按比例向周边地市转移，确保“龙头”与“配角”协同发展。与重庆的双核联动更要深化，在集成电路、新能源汽车等领域共建产业链，避免同质化竞争。
复盘成都的崛起，核心原因并不是“强省会”政策的单独拉动，强省会战略在特定阶段确实提供了成都“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条件，让成都得以快速建设基础设施、集聚创新资源，但真正支撑其进入全国前列的，是抓住了西部大开发、成渝双城经济圈等国家战略机遇，培育了电子信息、装备制造等自主造血的产业集群，打造了蓉欧班列、双机场等突破地理限制的开放通道。
那些将其发展简单归结为“强省会吸血”的论调，既忽略了四川的特殊省情，也无视了成都数十年的产业积累与开放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