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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长说我是个写报告的,真干事还得靠老同志,五年后我成了云栖副县长,他亲自给我倒茶

表彰大会上镇长说我就是个写报告的,真干事还得靠老同志,我没吭声,五年后我成了副县长,回镇上开会,他亲自给我倒茶.....

表彰大会上镇长说我就是个写报告的,真干事还得靠老同志,我没吭声,五年后我成了副县长,回镇上开会,他亲自给我倒茶

......

暖壶递到我手边的时候,我愣了一下。

周德发站在旁边,笑得脸都皱了:「付县长,您喝茶。」

云栖县政府会议室里安静得能听见呼吸声。

所有人都在看我们。

我接过茶杯,喝了一口。

「茶不错。」

他的笑容僵了一瞬。

五年前,也是这间会议室。

他坐在主席台上,我站在门口。

他说:「小付,茶凉了。」

我端着暖壶,一个一个给他们续茶。

有人笑:「北大毕业的,手脚倒是勤快。」

五年后,还是这间会议室。

我坐在主席台上,他站在旁边。

他给我倒茶,我喝茶。

茶还是那个茶,位置已经换了。

但这不是最重要的。

最重要的是今天会上,我要宣布一件事。

01

我永远记得到青山镇报到的那一天。

八月,热得人发昏。

我背着一个旧帆布包,站在镇政府门口。包是我爹留下的,跟了我十来年,带子都磨起毛边了。

门卫是个老头,歪在藤椅上打盹,听见动静,睁开眼皮瞅了我一眼。

「找谁?」

「报到,新来的选调生。」

他上下打量我,目光在帆布包上停了两秒。

「选调生?」

他哼了一声,往里努努嘴:「二楼,周镇长办公室。」

我道了谢,往里走。

背后传来他跟人嘀咕的声音:「就这模样?还北大的?」

镇政府的楼是八十年代盖的,外墙的漆剥了一半,走廊里一股子霉味裹着烟味,呛得人嗓子疼。

我找到周镇长的办公室,门敞着。

里头有人打电话,声音很冲:「……你放心,那事我跟老李说过了,没问题……」

我敲了敲门框。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皱了下眉,摆摆手,示意我等着。

电话打了二十分钟。

我就站在门口,一动没动。

他挂了电话,点了根烟,这才正眼瞧我。

「你就是那个……付远山?」

「是。」

「北大的?」

「是。」

他把烟叼在嘴里,翻了翻桌上的档案,鼻子里哼出一声笑。

「北大毕业,跑我们这穷地方来?镀金的吧?」

我说:「来工作的。」

他怔了一下。

烟灰落在桌上,他也没在意。

过了几秒钟,他从抽屉里摸出一串钥匙,往我面前一扔。

「柳树沟,知道吗?」

「不知道。」

「全镇最穷的村,四十里山路,不通车。」他把烟头摁进烟灰缸,「那儿缺个驻村干部,你去。」

我看了看手里的钥匙,锈得厉害,像是好些年没人碰过了。

「好。」

他大概没想到我答应得这么干脆,眼神变了变。

「条件苦,你受得了?」

「受得了。」

他盯着我瞅了几秒,像在看一个傻子。

然后站起来,拍拍我的肩。

「行。下午有个会,你也来,认认人。」

我说好。

下午两点,我去了会议室。

烟雾腾腾,七八个人挤在一块儿。主席台上两把椅子,周德发坐正中间,旁边坐着个女人,烫着大波浪,嘴唇涂得红艳艳的,手腕上金镯子叮当响。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他老婆,镇上的妇联主任。

我进门的时候,所有人的目光刷地扫过来。

没有空位。

周德发朝门口努努嘴:「小付是吧?位置不够,你先在那儿站着。」

我说好,站在门口。

他老婆瞥了我一眼,嘴角撇了一下,跟旁边人咬耳朵,声音不大,但我听见了:「这就是北大的?瞅着不咋地。」

有人捂着嘴笑。

会开到一半,周德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眉头一皱。

「茶凉了。」

他转头看我:「小付,去续一壶。」

我走过去,拎起门口的暖壶,给他续了茶。

他老婆把杯子往我跟前一推:「我也要。」

我给她续上了。

她也没道谢,接过杯子的时候,眼皮都没抬一下。

旁边有人起哄:「北大毕业的,倒茶这活儿够屈才的。」

周德发哈哈一笑:「年轻人,多干点活儿没坏处,光读书不行,得接地气。」

满屋子笑声。

我没吭声。

把暖壶放回原处,继续站着。

会散了以后,一个年轻人凑过来,压着嗓子跟我说:「付哥,我叫王建军,办公室的。」

我点点头。

他踌躇了一下,声音更低:「他们这么对你,你可以跟县里反映的。」

我看着他:「反映什么?」

「让你……让你倒茶啊。」他脸涨得通红,「你是选调生,这也太……」

「没事。」我说,「茶又不重。」

他愣住了。

我拍拍他肩膀:「我得去村里了,回头聊。」

然后背着我那个旧帆布包,走出镇政府大门。

太阳很烈,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

我想起刚才那些笑声。

想起周德发说「光读书不行,得接地气」的时候,那副教训人的嘴脸。

想起他老婆把杯子往我跟前一推,眼皮都不抬一下。

我没生气。

真没有。

不是装的,是真没生气。

我爹临走前跟我说:「远山,别跟烂人烂事较劲儿,犯不上。」

我记着这话呢。

02

第二天,我去柳树沟。

四十里山路,没有班车,我走着去。

早上五点出发,天擦黑才到。

鞋底磨穿了一个洞,脚上起了两个血泡,破了,血渗在袜子里,每走一步都扎心地疼。

村支书李德厚在村口等我。

六十多岁的老头,脸上沟壑纵横,跟村口那棵老槐树似的。

他看见我,愣了一下:「走来的?」

「嗯。」

他低头瞅了瞅我的脚,没吭声,带我往村里走。

住处是村小学旁边的一间杂物房,以前堆柴火的。

土坯墙,顶上长着草,门板上的漆剥得精光。

推开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一张木板床,一张瘸腿桌子,一把快散架的椅子。

没有窗户,墙上有个窟窿,糊着块塑料布,风从那儿灌进来,呜呜地响。

「条件差,将就住。」李支书不大好意思。

我把帆布包往床上一扔:「挺好,比地上强。」

他愣了愣。

大概准备了一肚子道歉的话,没用上。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听老鼠在房梁上窜来窜去,窸窸窣窣的。

从包里摸出一个本子,牛皮纸封面,边角都卷了。

也是我爹留下的。

他活着的时候,每天记账,一分钱都记得清清楚楚。他说:「账要清,心里才不乱。」

我借着手电筒的光,写下第一行字:

「八月二十九日。柳树沟。全村387户,1204人。人均年收入不到800元。」

写完,合上本子,关了灯。

黑暗里,风呜呜地吹。

我想起下午会上那些笑声。

想起周德发说「光读书不行」的样子。

想起他老婆那张涂得红艳艳的嘴,和那只叮当响的金镯子。

我没生气。

生气有什么用呢?

路还得修,事儿还得干。

气不顺,也得一天一天过。

我爹还说过一句话:「做人,对得起自己就行。」

我也记着呢。

03

接下来的一年,我在柳树沟待着。

这个村穷,穷到什么份上呢?

村里唯一的路是条土路,一下雨就成泥潭,连架子车都推不动。农产品运不出去,外头的东西也进不来。

我跑镇里打报告,申请修路资金。

周德发把报告往旁边一扔,连看都没看。

「资金紧,排队。」

我说:「排多久?」

他笑了笑:「你刚来,不懂,这事儿急不得。」

我没再说什么,回了村里。

三个月后,资金批下来了。

没给柳树沟,给了隔壁的李家湾。

王建军偷偷告诉我:「那个工程,包给了刘老板。刘老板是周镇长老婆的表哥。」

我说:「哦。」

「付哥,你就不气?」

「气有什么用?路还得修。」

他看着我,像看一个傻子。

我没解释。

资金走不通,我就自己想办法。

跑县里,跑省里,一个部门一个部门地磨。

吃闭门羹是常事,有一回,在县扶贫办门口等了一整天,人家愣是没见我。

后来认识了一个姓张的科长,人挺好,帮我牵了线。

省里有一笔扶贫专项资金,专门支持特困村的,手续走得下来。

半年后,钱批下来了。

三十万,绕过镇里,直接打到村账上。

我带着村民开始修路。

每天天不亮就起,天黑才收工。肩上扛过石头,手上磨起茧子,脸晒得黑得发亮。

三个月后,路通了。

四米宽的水泥路,从村口一直修到镇上。

通车那天,村里老老少少都出来了,有人放炮仗,有人抹眼泪。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太太,拉着我的手,哭得直抖:「小付啊,这条路,我盼了一辈子……」

我说:「该修的。」

那天晚上,我在本子上写:「X月X日,柳树沟公路通车。省扶贫资金30万,绕过镇里直拨。」

写完,合上本子。

路修好了。

下一步,得修桥。

04

第三年夏天,发洪水。

连下了半个月的雨,村里那座老木桥被冲垮了。

河对岸七十多户人,彻底成了孤岛。

我决定修一座石桥。

镇里不给钱,我就自己筹。

把这两年攒的工资全掏出来,两万多块,杯水车薪。

又跑县里拉赞助,找了一家建材公司,老板姓刘,早年也是农村出来的。

他问我:「你自己掏了多少?」

「全部家当。」

他看了我半晌,点了点头:「水泥我捐,你派人来拉。」

有了材料,我带着村民自己干。

白天扛石头、砌砖,晚上画图纸、算预算。

两个月,桥修好了。

石头桥,三米宽,二十米长,结结实实的。

村民要给桥起名叫「远山桥」,我没同意。

「就叫柳树沟大桥。」

「为啥?」

「这是大伙儿一块儿修的,不是我一个人。」

桥修好后,县电视台来采访。

周德发来了。

西装革履,头发梳得锃亮,站在桥头,对着镜头侃侃而谈。

「这座桥的建成,是咱们镇党委高度重视、全镇干部共同努力的结果……」

他讲了五分钟,一个字没提我。

我站在人群后面,一声没吭。

采访结束,有个记者找到我:「付主任,听说这座桥是你牵头修的?」

「是大家一块儿修的。」

她还想问什么,被人拉走了。

晚上回到杂物房,我翻开本子,写了一行字:

「X月X日,柳树沟大桥落成。周德发接受采访,未提及村民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