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据称导致威名赫赫的成吉思汗殒命的疾病，曾在数百年间肆虐全球，令无数人丧生。但古代文明究竟是如何对抗疟疾的？这种疾病真的是那位可汗的死因吗？
疟疾不仅在近现代造成了毁灭性的灾难，在远古时期同样肆虐人间，折磨着地球上的居民。由于没有现代科技成果的加持，我们的祖先只能在缺乏现代科学与医学成就的条件下，与这种致命疾病展开抗争。尽管如此，人们从未放弃治愈这种疾病的尝试，许多人都曾为之努力。这些应对手段既包含医疗实践，也涵盖公共卫生措施。古罗马人甚至在城市中修建基础设施，以此预防疾病的传播。那么，古人还运用了哪些方法来对抗这种致命疾病？他们的医学理念又是如何影响其抗疫举措的？他们又借助了哪些医学理论来阐释自己的治疗实践呢？
驱蚊帐与大蒜：古埃及的疟疾防治
阿努比斯注视木乃伊制作过程的石棺浮雕，公元前400年，埃及
有生物学证据表明，疟疾曾是古埃及的地方性流行病。科研人员近期在可追溯至约公元前3200—前1304年的埃及遗骸中，检测到了恶性疟原虫抗原。同时，实物证据也显示，古埃及人采用了多种方法来对抗这种疾病，驱蚊帐便是其中之一。
有史料记载，古埃及法老斯尼夫鲁（公元前2613—前2589年在位）与埃及艳后克娄巴特拉七世（公元前51—前30年在位），均曾使用驱蚊帐来抵御蚊虫叮咬。但目前尚无法确定，她们使用蚊帐是专门为了预防疟疾，还是仅仅为了缓解蚊虫叮咬带来的普遍不适。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曾记载，在古埃及金字塔建造时期（公元前2700—前1700年），建造者会被分发大蒜，以此预防疟疾。不过，这一说法的真实性目前仍无从考证。
希波克拉底与四体液学说：古希腊的疟疾认知
版画《希波克拉底半身像》，保罗·蓬蒂厄依据彼得·保罗·鲁本斯画作创作，1638年
同样有资料显示，疟疾曾在古希腊造成人口锐减。
古希腊诗人荷马（公元前750年）在《伊利亚特》中提及过这种疾病，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前322年）、柏拉图（公元前428—前357年）与索福克勒斯（公元前496—前406年）也在各自的著作中提到了疟疾。这些文字记载表明，当时的希腊社会已经对这种疾病形成了一定的认知。
而在古希腊，对疟疾研究最具影响力的著作，或许当属“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公元前460—前370年）的相关论述。与荷马一样，希波克拉底将天狼星（大犬座α星）的升起（夏末或秋季）与疟疾引发的发热症状及患者痛苦关联起来。他还发现了这种疾病与雅典附近沼泽地的联系，并注意到患者会出现脾脏肿大的症状。此外，他详细描述了“疟疾发作周期”，即寒战、高热、出汗及病情加重的过程。
希波克拉底还发现，死于疟疾的患者体内器官上，往往会出现黑色沉淀物。他认为这是疟疾的典型症状，由人体内黑胆汁淤积所致。这一理论的依据，正是希波克拉底提出的更为宏观的医学理论——这一理论在此后的数百年间，一直是众多医学知识的基石。
四体液与四元素及黄道十二宫关联的炼金术图解，里昂纳德·德·图尔纳西斯《第五元素》一书插图，1574年
希波克拉底的医学理论建立在所谓的四体液学说之上。该理论认为，人体由四种体液构成：血液、黏液、黄胆汁与黑胆汁。要维持人体健康，这四种体液必须处于完美的平衡状态，彼此和谐共存。
而正是这四种体液的失衡——无论是过量还是不足——才会引发各种健康问题与疾病。因此，希波克拉底及其理论追随者认为，人体器官上的黑色沉淀物是由黑胆汁过剩导致的。由此，要治愈疟疾，就必须清除体内多余的黑胆汁，恢复体液平衡。要实现这一目标，可以通过服用泻药等药物，帮助身体排出胆汁。
古罗马的疟疾防治：拯救城市的公共卫生措施
画作《尼禄的火把》，亨里克·西米拉兹基绘，1876年，克拉科夫国家博物馆藏
到了古罗马时期，疟疾的危害变得愈发严重。尽管古罗马人已经意识到疟疾与死水、夏季之间存在关联，但这并未减弱这种疾病的毁灭性。
C·J·厄罗尔、C·帕诺西安与H·盖尔班德在其合著的疟疾研究专著中指出，公元前1世纪疟疾传入古罗马，是欧洲历史的一个转折点。他们认为，这种疾病很可能是从非洲经尼罗河传入地中海地区，随后通过古罗马商人的贸易活动，扩散至欧洲各地——东至希腊，西抵英格兰与丹麦。
虽然古罗马人最初对“死水引发疟疾”的医学认知存在偏差，但这一认知却促使他们采取了一系列医疗举措。而这些举措在无意间，起到了预防疟疾传播的作用。
古罗马人的医学认知之一，便是认为疾病是由污浊的空气（瘴气）引发的。由于疟疾总是在死水附近爆发，古罗马人便认定，疾病的元凶是水体散发的难闻气味，而非蚊虫叮咬。
然而，正是这一错误认知，让他们无意间建立起了水体与疾病之间的正确关联。这进而推动他们开展城市与居民区的环境整治工作。古罗马工程师开始设计并修建排水系统，将这些停滞且散发异味的积水排出居民区。在那些建有排水系统的区域，疟疾的传播得到了有效遏制。
画作《被送往埃斯科拉庇俄斯神庙的病童》，约翰·威廉·沃特豪斯绘，1877年
古罗马百科全书编纂家奥卢斯·科尔内利乌斯·塞尔苏斯（公元前25年—公元54年）在其著作《医学论》中，对疟疾进行了相关论述。在《医学论》第一卷中，他描述了疟疾的发病过程。这段文字的拉丁文原文翻译如下：
“疟疾发作之初，患者会出现寒战症状，随后体温升高。发热症状消退后，接下来的两天病情会趋于平稳，到第四天则会再次发作。”
（昆雅与昆雅，2008年）
随后，他还描述了这种疾病可能引发的两种发热类型。他指出，部分患者发病时仅会感到畏寒，另一些则会出现寒战症状。有些患者看似已经痊愈，但不久后却会再次发病：
“此外，部分患者发作一次后便会进入无症状期；另有一些患者的发热症状会有所缓解，但仍会残留部分病症，直至下一次发作；还有一些患者的病情则会持续发展，毫无缓解迹象。”
（昆雅与昆雅，2008年）
部分历史学家甚至认为，疟疾是导致盛极一时的罗马帝国走向衰亡的原因之一。公元79年，疟疾疫情摧毁了雅典周边肥沃的沼泽地带——这里曾是帝国的主要粮食产区。最终，当地农民被迫逃离自己的农场与村庄，这引发了大规模的粮食短缺，进而导致大量人口死亡。
随着罗马帝国在军事上溃败，其城市遭到洗劫，那些由工程师建造、曾有效遏制疟疾传播的排水系统也不幸被毁。因此，入侵的蛮族很快再次遭到疟疾的侵袭。公元410年，首位攻陷罗马的蛮族首领阿拉里克，便与他麾下的大部分士兵一同感染了这种疾病。
史实还是杜撰？成吉思汗之死：疟疾与蒙古帝国
画作《北京之围》，出自拉施特丁《史集》，1430年，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藏
在后罗马时期与中世纪早期之后，疟疾依旧如同在古埃及时期一样，持续肆虐人间，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另一个曾遭受疟疾重创的大帝国，便是蒙古帝国（1206—1368年）。其疆域面积是罗马帝国的2.5倍，统治者是历史上最著名的征服者——威名赫赫的成吉思汗。尽管成吉思汗的一生充满争议，但历史学家与考古学家至今仍无法确定他的确切死因。
难以确定成吉思汗死亡时间的原因，与蒙古人的一项传统信仰有关：他们认为，统治者死后，其遗体仍会保留部分神圣力量。因此，统治者的遗体会被安葬在无名墓穴中，选址多为偏僻难达的隐秘之地，例如山区。这样一来，盗墓者不仅极难找到墓穴，同时高山的海拔也能让逝者的遗体更接近天堂。正因如此，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与盗墓贼始终未能找到成吉思汗的陵墓。
画作《蒙汉之战》，出自拉施特丁《史集》，1211年，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部藏
也正因为如此，关于成吉思汗死因的种种说法，始终停留在推测层面。没有遗体可供检验，便几乎无法确切查明这位征服者的真正死因。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提出了诸多假说。其中最广为流传的说法之一，便是成吉思汗死于疟疾。另一种说法认为，他是因坠马受伤而亡。还有人声称，他是被一位党项族公主刺伤后失血过多而死。亦有部分人推测，他是在征战中阵亡——要么是在讨伐西夏的最后一战中被毒箭射中，要么是死于与宋军的交战。
成吉思汗的死因被笼罩在更深的迷雾之中，因为他的亲族与亲信曾被要求严守这一秘密。这也使得关于他死亡的文字记载极为有限。之所以下令保密，是因为成吉思汗逝世时，蒙古帝国正对西夏展开征伐，他的幕僚们担心，他的死讯会动摇帝国的统治根基。
画作《罗马大瘟疫》，1869年，朱尔斯·埃利·德洛内绘，描绘了灾难摧毁城市的寓言场景
综上所述，疟疾是一种在人类历史长河中，长期肆虐并带来深重灾难的疾病。在古代，医学研究者与各国政府曾运用当时的医学理论或公共卫生措施，试图控制并预防这种致命疾病的传播。尽管这些努力中的一部分最终以失败告终，但一些早期的理论——例如古罗马人提出的“死水与疟疾相关”的观点——却在无意间帮助古代文明遏制了疟疾在城市中的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