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事：吴石牺牲后，“谍王”徐会之在台选择自首，多年后发现，他的那封自首书上写了五大阳谋......

01 孤身赴险

1950年的春天，潮湿的海风吹不散笼罩在台湾岛上的血腥味。

三个月前，那场代号“春雷”的行动戛然而止，惊蛰未到，却已是遍地寒霜。

中共台湾省工委书记蔡孝乾的叛变，像一柄烧红的烙铁，狠狠烫在了这条隐蔽战线的大动脉上。

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席卷全岛的白色恐怖，一场由蒋介石亲自掀起的“肃谍”狂潮。

1100多个名字，从“国防部参谋次长”吴石中将，到最普通的情报员，一夜之间从潜伏的暗影中被揪出，中共在台湾苦心经营多年的地下情报网，几乎被连根拔起，土崩瓦解。

台湾，成了一座真正的“情报禁区”。

新成立的“党政军联战反谍体制”如同一张密不透风的铁网，罩在岛上，任何一个新面孔，任何一句可疑的话，都可能招来杀身之祸。

就在这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时刻，香港的一处码头仓库里，灯光昏暗，只照亮了空气中漂浮的尘埃。

徐会之静静地站着，他身上那件半旧的中山装，熨烫得一丝不苟，领口的风纪扣扣得严严实实，一如他此刻的心情。

他刚过知天命之年，但岁月似乎格外眷顾他，面容清癯，眼神锐利，只是两鬓的微霜，泄露了他经历过的风雨。

他对面的人，代号“长江”，是他在大陆的唯一上线。

“老徐，情况比我们预想的还要糟。”

“长江”的声音沙哑，像被砂纸打磨过，“岛内我们的同志，能联系上的，已经不到一掌之数。蔡孝乾知道的太多，现在整个岛就是个大筛子，保密局的人拿着名单挨个过，挨个查。”

“长江”从怀中摸出一个用绒布包裹的小物件，小心翼翼地展开。

灯光下，一枚断裂的黄埔一期纪念章静静地躺着，断口参差不齐，像一道狰狞的伤疤。

“这是信物，”

他将半枚纪念章推到徐会之面前，“岛上还有一位同志，代号‘礁石’，他手里有另外半枚。只有他能帮你。但是，蔡孝乾的叛变是链式反应，现在岛内人人自危，我甚至不能保证‘礁石’是否还安全。你此行，是九死一生。”

徐会之拿起那半枚冰冷的金属，指尖摩挲着上面“陆军军官学校”的字样，思绪仿佛回到了二十六年前那个燥热的广州。

“长江”看着他，一字一顿地说道：“你的任务有两个。首要的，也是最凶险的，是策反国军高层。蒋介石败退台湾，军心不稳，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其次，如果有可能，在废墟之上，把我们的情报网重新拉起来，恢复和大陆的联系。”

“从现在起，‘长江’不再是我的代号，而是你的代号。这个代号，将是你唯一的依靠。”

徐会之将那半枚纪念章紧紧攥在手心，他没有说话，只是郑重地点了点头。

千言万语，都化作了这个沉重的动作。

深夜，一艘名为“海安号”的货轮，像一头沉默的巨兽，驶向那座被迷雾笼罩的危岛。

徐会之站在甲板上，海风吹得他的衣角猎猎作响。

国民党陆军中将，黄埔一期毕业生，汉口末任市长……这些显赫的身份，是他最好的伪装，却也像一道道枷锁，让他的一举一动都暴露在聚光灯下。

他知道，从踏上台湾土地的那一刻起，他将不再是他自己，他将是“长江”，一条孤身潜入龙潭的江流，要么冲开堤坝，要么，被彻底吞噬。

他身后，是生养他的大陆；他眼前，是深不可测的龙潭虎穴。

九死一生？

或许，连那一线生机，都得靠自己从阎王手里抢回来。

02 黄埔往事

船舱里，随着波涛轻轻摇晃。

徐会之闭上眼，咸腥的海风似乎将时光拉回到了1924年的夏天。

那时的他，还是个二十出头的湖北伢子，满腔热血，一纸湖北甲种工业学校的文凭揣在怀里，就敢跟着闹京汉铁路大罢工。

也是在那时，马克思主义的火种，第一次照亮了他的眼睛。后来，他以一手好文章和过人的胆识，考入了那所日后将星云集的黄埔军校，成了第一期学员。

操场上，汗水浸湿了灰布军装。他和陈赓称兄道弟，也和胡宗南激辩过“革命的真谛”。

他骨子里那股黄冈人特有的犟劲和正义感，在黄埔这口大熔炉里，被淬炼得愈发锋利。

当看到一批备取生因名额问题即将被拒之门外时，他按捺不住了。

他联合了许继慎、韩浚，三个愣头青，联名给孙中山先生写了一封请愿信。

那封信写得情真意切，又据理力争。

没人想到，这石破天惊的一举，竟真的促成了所有备取生的全部录取。

从那时起，“徐会之”这个名字，就在黄埔一期里传开了。

人们说，这个徐会之，有胆有识，是个天生的组织者。

也正是在这片革命的热土上，经由董必武、陈潭秋两位引路人的秘密介绍，他对着一面红色的旗帜，举起了右拳。

从此，他有了一个不能宣之于口的身份，一个将贯穿他一生的信仰。

然而，好景不长。

1926年，“中山舰事件”的阴云笼罩广州，蒋介石露出獠牙，悍然解散了“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

徐会之作为骨干，被迫离开第一军，远赴天津，拉起了一面新的旗帜——“黄埔革命同学会华北分会”。

他成了会长，站在风口浪尖，公开撰文，揭露蒋介石背叛革命的行径。

这无异于以卵击石。

国民党当局的震怒接踵而至，他被迅速列入了“重点监视名单”。

1931年，因叛徒出卖，他与邓演达一同在上海被捕。

蒋介石亲自审问他，惜其才华，并未立即处决，但那份“黑名单”上的名字，却再也抹不掉了。

这段反蒋的历史，成了他档案里一处永远“解释不清”的污点，也成了他日后潜伏的绝佳掩护。

更吊诡的是，这也成了他踏上台湾后，保密局特务们首先盯上他的理由。

命运的伏笔，早在二十年前，就已经埋下。

全面抗战爆发，国难当头。

徐会之表面归附，在国民党军中任职，但他从未忘记自己的使命。

在第五战区、第四战区担任政治部主任，他成了国共合作最积极的推动者。

在保定行营，他周旋于中央军、东北军、西北军之间，舌灿莲花，硬是促成了各派系与初来乍到的八路军协同作战。

平型关一战，举国振奋。

他立刻在《中国军人》月刊上发表文章，盛赞八路军的游击战术，毫不避讳地号召友军“放下身段，虚心学习”。

在第五战区，他力排众议，重用安徽大学的詹云青等一大批进步教授。

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是，他大笔一挥，直接将汉口日租界最繁华地段的大石洋行，划拨给了八路军武汉办事处。

那里，很快成了中共中央长江局最隐蔽、最重要的指挥中心。

他还曾用九天九夜，不眠不休，写就一本《民众训练须知》，洋洋洒洒十余万字，成了全民抗战的纲领性文件。

在庐山暑期训练团，他亲自授课，台下坐着的，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军官，他播下的，是抗日的火种。

1945年，抗战胜利。

徐会之出任汉口特别市市长。这座满目疮痍的城市，在他手中开始了新生。

他主持制定《新汉口市政建设计划大纲》，雷厉风行地推动交通、教育、卫生改革。

同时，他以惊人的人道主义精神，妥善安置了两万多名日本侨民，赢得了包括对手在内的广泛赞誉。

但没人知道，这位市民眼中勤勉能干的市长，他的办公室，在深夜会变成中共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站。

地下党负责人曾惇、程维黄，是这里的常客。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据国民党情报机构后来解密的档案显示，徐会之以“市政重建”为名，设立的三十七个“市政工程办公室”，遍布武汉三镇，实际上，它们是中共的地下电台和秘密印刷所。

有的办公室地下，甚至预留了直通城外的秘密通道，只待解放大军兵临城下。

1949年，解放大西南的关键时刻，徐会之亲赴重庆，凭借他在黄埔同学和旧部中的巨大威望，与程维黄通力合作，成功策动国民党三个军、近八万官兵阵前起义。

这一奇功，为大西南的和平解放，落下了最重要的一颗棋子。

文能著书立说，武能策动千军。政能治理一方，谍能暗度陈仓。

这就是徐会之。

一个全能的战士，一个坚定的信徒。

他过往的所有荣耀，既是他能力的证明，也是他信仰的勋章。

然而此刻，当“海安号”的汽笛划破黎明前的黑暗，缓缓靠向基隆港时，他知道，这些勋章，即将变成悬在他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可能落下，将他刺得粉身碎骨。

03 步步惊心

台湾的空气，比想象中更加压抑。

徐会之住进了台北一处临时安排的寓所，这里曾是某个败退来台的富商的房产，如今人去楼空，只剩下满屋的寂静。

他没有急于行动，而是像一头耐心的猎豹，先熟悉自己的猎场。

他的首要目标，是彭孟缉。

这个名字，在当时的台湾，几乎无人不晓。

黄埔五期毕业，蒋介石的绝对心腹，时任台湾省保安司令部副司令，手握全岛的治安与军事戒严大权，人称“台湾屠夫”。

策反他，无异于虎口拔牙。

但徐会之有他的优势。他们是湖北同乡，又是黄埔前后期的学长学弟。

这层关系，在等级森严的国民党军中，是一块极有分量的敲门砖。

第一次见面，是在彭孟缉守备森严的官邸。

徐会之绝口不提“策反”二字，只是追忆黄埔往事，感叹时局多艰，言语间充满了对“党国前途”的忧虑。

彭孟缉表面上恭恭敬敬，一口一个“学长”，但那双藏在金丝眼镜后面的眼睛，却始终闪烁着警惕的光。

第二次密谈，徐会之开始旁敲侧击，分析朝鲜战局，暗示美军并非可靠的靠山，言下之意，困守孤岛，终非长久之计。

彭孟缉脸上的笑容少了，话也少了，只是不停地喝茶。

第三次，徐会之决定摊开一部分底牌。

他谈到了傅作义的北平模式，谈到了“识时务者为俊杰”，暗示彭孟缉若能效仿，不仅能保全自身，更能为历史立一大功。

彭孟缉始终没有松口，只是敷衍地说“学长所言，关系重大，容我三思。”

然而，徐会之敏锐地感觉到，杀机已至。

那天，他走出彭孟缉的官邸，坐上黄包车，在拐过一个街角时，他从车夫身后微微侧头，眼角的余光瞥见一辆黑色的福特轿车不紧不慢地跟在后面。

车窗摇下一半，里面坐着两个戴着墨镜的男人，是保密局特务的典型打扮。

他心中一沉。

彭孟缉，果然把他卖了。

回到住处，他反锁上门，没有开灯。

在黑暗中，他摸出火柴盒，抽出五根火柴，在门口的石头上摆出了一个“V”字形。

这是他与上线约定的最高级别紧急信号，意味着他已暴露，处境极度危险。

那一夜，他彻夜未眠。

第二天傍晚，一个卖报的孩童在他门口吆喝，他买了一份报纸。

回到屋里展开，一张小小的香烟纸从报纸夹缝中飘落。

他捡起来，上面只有五个用铅笔写的小字：“网已破，速决断。”

字迹潦草，力透纸背。

徐会之瞬间明白了。

蔡孝乾叛变造成的破坏，比他想象的还要深。

所谓的“礁石”，所谓的接应力量，要么已经牺牲，要么已经自顾不暇。

这张纸条，是同志用生命换来的最后一声警报。

他，已经是一支彻头彻尾的孤军。

双重危机，如同两面收紧的墙壁，正向他挤压而来。

一边，是彭孟缉主动告密，他已经被列入了“异动分子名单”，随时可能被请去“喝茶”。

另一边，保密局的特务们，正根据蔡孝乾吐出的情报，进行“逆向追踪”，他这个1949年后身份“模糊”、突然赴台的前汉口市长、陆军中将，早已是他们重点怀疑的目标。

天罗地网，已然布下。

逃跑？无异于自投罗网。

坐以待毙？那是懦夫所为。

在死寂的房间里，徐会之站了很久。

窗外，夜色渐浓，远处传来几声犬吠，更显得四周一片死寂。

他看着桌上那张写着“速决断”的纸条，眼中闪过一丝决绝的光芒。

既然退无可退，那就向死而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