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一甲子是中国传统历法中的一个时间周期，由天干地支组合而成，每60年循环一次，用于纪年等。今年是“文革”开始60周年。“文革”那场动乱给党、国家和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留下了极其惨痛的教训。不管怎样，不管喜欢还是怨恨，那总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是抹不掉的。通过回顾历史，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现在，展望未来，防止“动乱循环”。

发动“文革”的初衷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和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毛主席不断观察和思考新兴的社会主义社会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极为关心艰难缔造的党和人民政权的巩固，高度警惕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为粉碎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阴谋、消除党和政府中的腐败和特权、官僚主义等现象，进行不断探索和不懈斗争。但由于国家强烈的阶级斗争意识，坏分子都是被管制起的，不敢乱说乱动；经过反右以后，任何右倾思想都不敢露头，更没人敢鼓吹西方价值观；想贪污腐败的也不敢露出蛛丝马迹，国家中能说话的都是自己人。斗争没有敌人，这阶级斗争怎么坚持?于是，那些说话不中听的自己人就成了目标。最具代表性的如彭德怀。

1966年3月28日至30日，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的《燕山夜话》遭到点名批评。4月16日，《北京日报》以三个版的篇幅，发表了一批批判《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的文章。5月10日，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一时间在全国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围攻、声讨“三家村”的浪潮，成为“文革”的序幕。8月9日《人民日报》发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十六条），“文革”正式全面展开。

那时我刚刚经过小学毕业考试，心神不定地在家里等通知。因为成绩不好，生怕录取我的是民办中学。这一等就是三年，通知到家的时候我已经是超龄生了（超过16周岁）！通知上写的是“重庆市29中超龄生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所幸如我所愿，不是以分数而是以地区划分学校。进校前就感受到了教育带来的快乐。教育革命了，读书也是比较快乐的。不留级，不考试，少作业，上学只上半天。轮到下午上学那个星期还可以睡懒觉。读书基本上就是混日子。

1964年-65年，我国刚翻过灾荒年的坎，工农业生产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造出了万吨水压机、电子显微镜、创制成功10万千瓦双水内冷汽轮发电机、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结晶等等。记得当时有一篇报道叫“光辉的1965年”，内容记不得了，或许我根本就没有看内容。光看标题就很振奋人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们虽然谈不上富裕，但饱食暖衣没有问题。尽管食品还是定量供应，在用粮票、油票，但供应充足，票证都用不完，买肉也不用票。很多东西都不要票了，基本上是敞开供应。当时的物质生活虽然远不能跟现在相比，但相对于刚刚过去的困难时期，我们还是有相当大的满足感。

不过这种满足的感觉没保持很久。文化大革命发生后，大、中学校学生争相成立“红卫兵”组织，开展“造反”活动，冲击党政机关，揪斗走资派，导致社会秩序混乱。人们都闹革命去了，生产停滞，自然就物资匮乏。票证又全面启用。不仅买肉又要凭票，连买肥皂盐巴都要凭票。除了文具和玩具，几乎没有不凭票的东西。有时连火柴都买不到。武斗最严重的那几个月，粮店也没有正常营业。营业的时候，粮店门口就像电影里的旧社会米店一样挤，人比电影里的人还多，黑压压地站了小半条街。还好有热心的造反派维持秩序（拿着鞭子，那时候打人较常见，但不是天天都有。）

至于蔬菜，主要就是萝卜、瓢儿白。这在灾荒年算是比较好的。直到现在我都不喜欢这两样东西。那几年菜不好买。记得有次父亲带我去买菜，早晨三四点钟就到大阳沟菜市场去排队。我排买豆腐的队，他排买包包白的。结果我把嫩豆腐买成了老豆腐，还被埋怨了几句。从此才知道豆腐还要分老的和嫩的。在“革命”最激烈的时候，就没有排队的“福气”了。蔬菜公司的菜市场都是光板板。只有个别胆大的农民担起菜偷偷在街上卖，价格自然不便宜，不过也不是贵得离谱。太贵了大家买不起，他还得费力弄回去。好在母亲喜欢做咸菜，青菜两三分钱一斤的时候买了很多什么笋壳青菜、青菜头，家里干咸菜泡咸菜还有几坛。

67年，分裂为两派的群众组织一边大喊“要文斗、不要武斗”，一边又“文攻武卫”大打出手。武斗从赤手空拳发展到钢钎、锄把，弹弓，随后又发展到气枪、小口径步枪，很快又动起了真枪真炮。各地武装部和兵工厂的现成武器都被造反派洗劫一空。七八月份是武斗的顶峰，那时几乎一切工作都停止了。水电虽然没有停，但水电费几个月都没人来收。当时为居民运粮运煤的都是军车。其他的车子都不敢上街，连公交车都没有。除了造反派抢的车。

那时节如果你想吃碗小面，从朝天门走到上清寺，五公里的大街上找不到一家卖面的。

幸好有解放军。为了保障人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重要单位都是军事管制：水厂、电厂、邮电局、搬运装卸公司、港口、火车站等等，很多单位都有军代表，火车站还驻有部队。街上还有解放军巡逻，因为公检法都瘫痪了，没有警察。医院也没有正常上班，我们看病都是到军分区的卫生所。

还好，工资都是按时发放的。毕竟，不管哪派，都得靠工资吃饭。那时候又没有第二职业。

我们家离武斗的地方很近，打得凶那会儿大家都不敢在家里住，整个家属宿舍空无一人。大家都在外面找临时住处，大人们抱怨这就像逃难一样。不知道是好还是不好，一次战斗中对方的交电大楼被烧了，烧得很彻底。 不知道是怎么烧起来的，没有哪个去调查。从此这个地点的战斗就结束了。大家才陆续回家。

九月五号中央发布了“九五命令”，命令全国的造反派们上缴自卫武器。基于毛主席的巨大威望，不管什么派都不敢违背，虽然两派都舍不得，但都把武器上交了。大范围的武斗才基本上停了下来。文革中生活最艰难的时期算是过去了。

势不两立的造反派都认为自己在“捍卫革命路线”，互指对方是阶级敌人。67年末-68年在政策推动下，两派逐步实现大联合。虽然是貌合心不合，但也表明这几年的“斗争”白斗了，结果大家都是自己人。

武斗过后的一段时间社会特别乱，大街上经常发生流氓打人的事情，人多为王，没人管。时而听说哪点一个卖菜的农民被抢了，时而有个人被打得在街上睡起人事不省，时而哪个人在街上走路抽烟，身上的烟都被别人“讨要”去了。都是在大白天发生的。当时自己做匕首成了时尚，哪个工厂里都有材料，用砂轮机磨一磨就行了。大人都叫我们没事别出去，他们自己也少以出门。我还捡了两根初期武斗使用的锄把放在家里，防备晚上打劫的。听说下半城就发生了几次盗贼团伙半夜入室抢劫。

后来各地成立了革委会，总算有了一个管事的机构。随即组织了“群众专政大军”维护社会秩序。“群专”逮到了那些贼娃子也是一顿打，就像新加坡一样。社会治安才有了好转。政府的部分职能也慢慢恢复。随后上山下乡、工厂复工、学校复课，生活逐渐接近正常。但直到76年消灭“四人帮”，文革结束，生活水平也没恢复到1965年。

“文革”给我们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当时的我们还没有能力理解那些现象，甚至连大人们那种为生活焦虑的心情都没有。倒是觉得新奇、兴奋。没上学一天就在街上浏览大字报、抢传单。“文革”初期红卫兵大串联的时候，轮渡、公共汽车和火车都免票。各地还有接待站，吃饭住宿也免费。我只免费去了一趟南泉。尤其是上不了学，反而觉得很自在。也不知道为自己的前途担忧，车到山前必有路，听天由命。

现在真正的目标出现了，既有和平演变，也有贪污腐败、官僚主义。社会上的牛鬼蛇神也赤膊上阵，大肆散布恨国言论。敌人从各个领域向我们发起进攻，但是“斗争”却没有了。我们现在要依法治国，不搞政治运动。好吧，美国号称律师治理的国家，在法律上搞鬼驾轻就熟。美欧“帮”我们国家培植了那么多留学的法学家，还直接用钱资助他们在国内的活动。我们要依法治国，他们的和平演变就从法律下手。

用法律手段改变中国的颜色确实是条捷径。只需那些法学家动动嘴，不用第五纵队游行示威，不用各种对抗，少很多麻烦。这次“封存记录”就是一个开端。先把法律改得越来越对违法犯罪的有利，让法律逐渐失去震慑和严惩违法犯罪份子的作用，使违法犯罪越来越多，把社会逐渐搞乱。引起人民的怨言更便于他们挑拨离间。

“封存”“轻判”“少杀”都是他们取得的初步成果。之所以现在贪官污吏还没有禁绝，他们没有怕惧是主要原因。

在教育领域，继“毒教材”被处理之后，现在又取消留级、取消一二年级考试。以后再逐步取消三四年级、五六年级...的考试，直至取消高考，这样，我们的学校就只能培养出反智人士。这“快乐教育”与文革时期的“读书无用论”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制造废物。

有些人总喜欢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文革时唯“左”独尊，在没有敌人的时候也要人为制造一些敌人来斗争，现在反过来了，在真敌人出现的时候却又认敌为友，放弃斗争，在那些崇洋媚外的专家诱惑下，俯首帖耳去迎合西方，主动跟他们没落社会的上层建筑“接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