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来的教育局长是我高中班主任，我当着全市领导叫他老师，他低头看文件装没听见
......
云海市教育局新来的局长，是我高中班主任。
我在会上叫他“李老师”，他装作没听见。
我去他办公室，他倒茶的手离我半米远。
我说起高三那年，父亲去世后他帮助我的事。
他打断我：“杨市长，工作时间，谈工作。”
那一刻我才发现，他鬓角全白了，眼里全是疲惫。
后来我查到，二十年前，我们班有个学生从实验楼坠亡。
老师因此受处分，错过所有晋升机会。
而当我打开父亲留下的那个纸袋——
我看到了老师二十年前写给我父亲的举报信。
和父亲最终签字通过的那份验收报告。
01
秋季工作会议那天，我提前十分钟到会议室。
作为分管教育的副市长，今天要听新任教育局长的工作汇报。
组织部提前一周就发了文件，新局长叫李建平，五十八岁，在临江二中当了二十年副校长。
履历我看过，很普通。
师范大学毕业，教书三十五年，评上高级职称后就再没动过。
这种干部提拔上来，通常是熬资历熬出来的。
我低头翻着会议材料，秘书小赵在旁边轻声提醒：“杨市长，教育局的人到了。”
我抬起头。
会议室门口，几个人鱼贯而入。
走在最前面的那个人，背微微有些驼，头发花白。
他抬起头的瞬间，我手里的笔掉在了桌上。
是李老师。
我高中三年的班主任，李建平。
二十二年没见，他老了太多。
眉眼间的轮廓还在，但整个人像被岁月狠狠碾压过，鬓角全白，眼角的皱纹深得像刀刻。
心脏突然跳得很快。
我下意识站起来，想叫他。
“各位领导，教育系统的同志都到齐了。”主持会议的副秘书长说，“现在请新任教育局长李建平同志作工作汇报。”
李老师走到发言席，冲台上的市领导点头致意。
他的目光扫过主席台，在我脸上停顿了不到一秒，然后移开了。
就像看一个陌生人。
我愣住。
他认出我了吗？
汇报进行了二十分钟。
李老师的声音还是记忆里那个样子，平和而沉稳，每个数据都精确，每项计划都详实。
但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
我盯着他，试图从他脸上找到一丝波动。
没有。
他始终低着头看讲稿，偶尔抬起眼看向市长那边，从不看我。
汇报结束，进入讨论环节。
按照惯例，分管副市长要发言。
我调整了一下话筒，尽量让声音听起来自然：“李局长刚才的汇报很详实。关于农村教育资源整合这块，我想听听你的具体想法。”
我停顿了一下，看着他：“特别是李局长在基层工作这么多年，一定有很多实践经验。”
李老师翻开笔记本，开始回答。
声音依然平稳，没有一丝起伏。
我等他说完，又问：“你在二中工作了二十年，对吧？”
“是的。”
“那你应该很了解基层学校的困难。”我试着让话题变得私人一些，“其实我也是临江的学校毕业的。九八年，临江一中。”
会议室里有了短暂的安静。
几个局长抬起头看我。
“那时候条件艰苦，”我继续说，视线没有离开李老师，“我记得我的班主任，冬天还自己掏钱给教室钉塑料布挡风。”
李老师握笔的手指收紧了一下。
“李局长，”我的声音放得更轻，“你说，像那样的老师，是不是应该得到更好的对待？”
这话说得已经很明显了。
我在提醒他，我记得那些事。
李老师抬起头，目光终于落在我脸上。
一秒，两秒。
然后他低下头，翻开面前的文件夹。
手指慢慢划过一页纸，像在认真看什么重要内容。
“教师待遇问题，我们会系统研究。”他说，声音里没有任何温度，“具体方案会尽快报市政府审批。”
就这样。
他把我的私人话题，又拽回到公事上。
我坐在那里，话卡在喉咙里，说不出来了。
散会时，所有人往外走。
我故意放慢收拾文件的速度，等其他人都出去。
李老师夹着公文包，沿着墙边往门口走。
脚步很快，背影有种逃离的意味。
“李老师。”我终于叫出了口。
他的背影僵了一下。
我以为他会回头。
哪怕只是转过身，点个头，说一句“是你啊”。
但他只是抬起手腕看了看表，然后加快脚步走出了会议室。
走廊里的脚步声越来越远。
我站在空荡荡的会议室里，阳光从落地窗透进来，在地板上切出明亮的光块。
秘书小赵探头进来：“杨市长，下午还有个现场会……”
“知道了。”我打断他，“你先去准备吧。”
小赵走后，我一个人坐了很久。
二十二年了。
我从一个穷学生，考上大学，读研，进体制，一路爬到副市长。
每一步都不容易，但每次遇到困难，我都会想起李老师说过的话：“路是自己走的，咬着牙也要走完。”
我以为，如果有一天再见到他，我可以骄傲地说：老师，我做到了。
可现在，他连看都不愿意看我一眼。
02
周五下午，我推掉了一个不重要的活动，让司机把车开到教育局。
小赵在副驾驶上提醒：“杨市长，要提前通知李局长吗？”
“不用，我就是路过看看。”
教育局大楼是九十年代的建筑，外墙贴着白瓷砖，已经发黄了。
我记得高三那年来过一次，参加全市作文竞赛颁奖。
李老师带队，我得了一等奖。
颁奖时，我上台领奖，回头看了一眼。
李老师坐在最后一排，对我轻轻点了点头。
那个点头，我记了二十多年。
局长办公室在四楼。
我敲门，里面传来“请进”的声音。
推门进去，李老师正站在窗边接电话。
看见我，他明显愣了一下，然后很快说：“行，就这样，回头再说。”
他挂断电话，走到沙发区：“杨市长，您怎么来了？有事让秘书打个电话就行。”
语气客气，但疏离。
“正好路过。”我在沙发上坐下，“李老师最近工作还适应吗？”
我故意用“老师”这个称呼。
李老师去倒水，动作顿了一下。
热水注入杯子，茶叶在水里翻滚。
他把茶杯放在我面前的茶几上，距离恰好是半米，不远不近，标准的公务接待距离。
“都挺好，谢谢领导关心。”
“领导”两个字，像一道墙，把我们隔开了。
“坐吧。”我指了指旁边的沙发。
李老师没坐沙发，在对面的单人椅上坐下。
椅子和沙发之间隔着茶几，这个距离，连递个文件都得站起来。
“一中现在变化很大，”我试着找话题，“去年我回去看过，新教学楼建得挺气派。”
“嗯，硬件条件确实改善了。”
“您当年带我们班的时候，教室冬天漏风，您还自己买塑料布钉窗户。”我看着他，“那时候您一个月工资才多少？”
李老师端起茶杯，吹了吹水面。
“都过去了。”他说，“杨市长现在工作忙，这些小事就别记挂了。”
“小事”。他说是小事。
我往前倾了倾身子：“对我来说不是小事。高三下学期我父亲去世，您帮我申请助学金，还给了我两千块钱。那是您三个月的工资。”
李老师的手在杯沿上停住了。
“李老师，”我声音放得很轻，“这些年我一直想找机会当面谢谢您。今天终于见着了，您怎么……”
“杨市长。”他打断我，声音依然平静，但带着明显的界限感，“现在是工作时间。”
办公室安静下来。
窗外能听见远处的车流声。
我看着他。
这张脸上没有任何情绪波动，像戴着一张面具。
“好。”我靠回沙发，“那说工作。市里今年准备加大教育投入，特别是农村学校这块。李局长有什么具体规划？”
接下来二十分钟，我们真的只谈工作。
他对每个数据都很清楚，对每个问题都有预案。
但除了工作，再无其他。
临走时，我在门口停下：“李老师，我家里还有些老照片，包括我们班的毕业照。改天我拿给您看看？”
李老师站在办公桌后，双手交叠放在身前。
“不必麻烦了，年代太久，我眼神也不好，看不清了。”
我点点头，转身离开。
走廊很长，我的皮鞋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
走到楼梯拐角，我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
办公室的门已经关上了，严严实实的。
回到办公室，我让秘书小赵去查李建平的履历，特别是这二十年的工作调动情况。
小赵办事很快，第二天就拿来了一份详细的材料。
“杨市长，有点奇怪。”小赵压低声音，“李局长这二十年，几乎没动过窝。”
我翻开材料。
一九九八年，李建平被调到二中当普通老师，不再担任班主任。
之后整整十五年，他就是个普通的物理老师。
二〇一三年，才被提拔为教研组长。
又过了三年，副校长。
今年九月，才调到教育局。
“这个轨迹不对。”小赵分析，“按理说，一个优秀班主任，三十多岁就该进管理层了。可李局长……”
“查查他九八年发生了什么。”我说。
小赵犹豫了一下：“杨市长，这是二十多年前的事了，档案可能不全……”
“能查多少查多少。”
03
周末，我回了趟老家。
父亲去世后，房子一直空着，每个月有人打扫。
我打开父亲的书房，开始翻找他的工作笔记。
父亲生前是市建委副主任，分管市政工程和学校改造项目。
一九九八年，他正好负责过一批学校危房改造。
我找到那年的工作日志。
八月份的记录很密集，几乎每天都有工程进度的批注。
翻到八月二十五日，父亲的字迹突然变得潦草：“实验楼复检，数据临界。校长催得紧，不能耽误开学。”
九月一日，只有一行字：“签了。但愿别出事。”
我盯着这行字，后背发凉。
父亲签了什么？
为什么说“但愿别出事”？
继续往下翻，十二月十七日，父亲的字迹变得很乱：“出事了。一中实验楼，学生坠亡。”
我的手开始发抖。
十二月十八日：“调查组进驻。李校长打电话，要我稳住。”
十二月二十三日：“处理方案出来了。班主任警告处分。工程验收的事，不要再提。”
笔记到这里就断了，后面几页被撕掉了。
我坐在父亲的书桌前，脑子里一片混乱。
学生坠亡。
实验楼。
班主任受处分。
李老师当年是班主任。
他受处分，是因为这件事？
我立刻给小赵打电话：“查一九九八年十二月，临江一中是不是出过事故。”
小赵的效率很高，一个小时后回电：“查到了。十二月十七日，一中高三学生黄志远，从实验楼四楼坠落身亡。警方调查结论是意外。班主任李建平，因管理失职，被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我挂断电话，瘫坐在椅子里。
原来是这样。
二十二年前，李老师的学生出事了，他背了处分，从此仕途尽毁。
可父亲的日志里，为什么会写“工程验收的事，不要再提”？
学生坠楼，和工程验收有什么关系？
我翻遍了书房，终于在一个抽屉最深处，找到一个牛皮纸袋。
封口用胶带粘着，已经发黄发脆。
纸袋上有父亲的笔迹：“留存。勿开。”
我撕开胶带。
里面是几份文件。
一九九八年九月，市质检站出具的临江一中实验楼改造工程检测报告。
多项指标不合格。
混凝土强度不够，窗户安装不牢，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但报告最后一页，有父亲的签字：“鉴于开学在即，暂准使用，限期整改。”
纸袋里还有一封信。
手写的，落款是李建平。
日期：一九九八年九月五日。
“杨主任：实验楼四楼窗户安装存在严重问题，窗框松动，恐有坠落风险。已向校方反映，但未获重视。恳请责令整改，确保学生安全。教师李建平。”
这是一封举报信。
李老师在开学第三天，就发现了安全隐患，并向我父亲举报。
我的手在发抖。
纸袋里最后一份文件，是事故调查组的询问笔录。
被询问人：李建平。
问：“你是否向建委反映过实验楼安全问题？”
答：“反映过。”
问：“杨建国主任如何回复？”
答：“他说会处理。但一直没有动静。”
问：“学生坠楼前，你是否再次发现窗户有问题？”
答：（沉默）
笔录到这里，后面的页数被撕掉了。
我合上文件，闭上眼睛。
真相在眼前了。
李老师发现了安全隐患，举报了，但父亲没有处理。
两个月后，学生从那扇松动的窗户坠楼身亡。
然后，李老师背了处分，从此二十年不得志。
而我父亲呢？
他签了字，放行了有问题的工程，然后在事故发生后，把责任推给了一个普通老师。
我明白了。
李老师躲着我，不是因为别的。
是因为我父亲。
手机响了，是个陌生号码。
我接起来，是一个苍老的声音：“是杨市长吗？我是徐铁生，以前在一中教物理。”
“徐老师？”我想起来了，高中时的物理老师。
“我听说，你在查当年黄志远的事。”徐老师的声音有些颤抖，“有些话，憋了二十年，我想说出来。”
一小时后，我在医院见到了徐铁生。
他因为脑血栓住院，整个右侧身体都不太灵活。
“杨市长，”徐老师握着我的手，“李建平是个好人，他不该背这个黑锅。”
“徐老师，您知道当年的真相？”
徐老师点点头：“实验楼的窗户，是我和李建平一起检查的。九月开学第二天，我们就发现四楼的窗户松动得厉害。李建平立刻写了报告，交给杨主任。我也作证。”
“然后呢？”
“杨主任说会处理，让我们先别声张。”徐老师的眼睛红了，“我们等了一个月，窗户还是没修。李建平又去找了一次，杨主任说，修窗户要走程序，需要时间。”
“十二月，黄志远出事了。”
我闭上眼睛。
父亲拖延了，拖延了整整两个月。
“出事后，调查组来了。”徐老师继续说，“沈副局长找我谈话，说这件事影响重大，要我配合组织。他让我作证，说实验楼的安全隐患，是李建平没有及时报告。”
“我不同意。沈副局长就说，如果我不配合，我和李建平都要担责任。他还说，杨主任那边他会摆平，但需要有人出来背这个事。”
“我害怕了。我有一家老小要养，我不敢丢工作。”
“所以我同意了。我作了伪证。”
徐老师说着说着，眼泪流了下来：“这二十年，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我对不起李建平，更对不起那个孩子。杨市长，如果你要查这件事，我愿意重新作证。我不怕了，反正都活到这个岁数了。该还的，总要还。”
我的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