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5日，威名赫赫的中原野战军，在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根据军委的命令改编为“第二野战军”，原中野第4纵队司令员陈赓将军，直接晋升为二野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同时还是野战军前委委员。令人奇怪的是，原第4纵队政委谢富治，虽然也同时获得晋升，但却离开了老部队转任第三兵团政委，陈赓由此实现了兵团“军政主官一肩挑”，这其中有什么内情呢？

实际上，陈赓在晋冀鲁豫野战军、中原野战军时期，都还只是单纯的军事主官，比如1945年秋，太岳军区部队奉命组建野战纵队时，军区司令员陈赓顺理成章出任太岳纵队司令员，而原军区副司令员、一度代理司令员职务（陈赓赴延安学习期间）的谢富治，则被任命为纵队政委。

太岳纵队参加了著名的上党战役，不久统一序列改称为“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期间陈赓、谢富治一直是军政搭档。1947年8月，再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4纵队、第9纵队和38军（起义部队）共8万余人，新组一个战略级兵团，直接受军委指挥，执行南渡黄河逐鹿中原的战略任务。

由于军情紧急且出动仓促，该兵团并未设置专门的兵团司令部，而是暂以4纵司令部兼兵团指挥机关，军委同时指定以陈赓为该兵团司令员、谢富治为政委，因此这支8万余人的“准战略集团”，习惯上又被称为“陈谢集团”，可见两个人的名字在当时是密不可分的。

1948年5月，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改编为中原野战军，原属“陈谢集团”单独遂行作战的第4纵队、第9纵队正式归建，陈赓、谢富治仍然担任4纵司令员和政委，共同率部参加了淮海战役。

需要说明的是，在“刘邓大军”最初组建的五个老牌纵队中，只有4纵没有参与挺进大别山，其他第1、第2、第3、第6纵队在此期间，皆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因此兵强马壮的4纵，自然成为了当时中野的绝对主力。

再加之“陈谢集团”在独立作战期间的突出功绩，那么在二野成立并且组建兵团时，陈、谢的职务晋升已经毫无悬念。第二野战军共组建了三个兵团，司令员分别是陈锡联、陈赓和杨勇，他们也分别是原来的中野3纵、4纵、1纵司令员。

那么作为陈赓很长时间的搭档，谢富治理应出任陈赓兵团的政委，然而野战军的整编命令发布时，首长名单却并非如此。

一、陈赓兵团再次脱离刘邓作战序列

军史上对这段历史讳莫如深，其实倒也没那么复杂，因为陈赓和谢富治两名将领，在性格和作风上差异实在太大，而且早期的军队职务也比较悬殊。比如1931年的时候，谢富治还只是红四方面军的一名副连长，而陈赓已经是四方面军的主力师长。

也就是说，陈赓在30年代初期已是红军高级干部，而谢富治还仅仅是基层干部，两个人完全是首长和下级的关系。只不过谢富治后来晋升较快，到1935年已经是红9军的政治部主任，但是在陈赓面前，军政地位恐怕还是很难平起平坐。

开国将帅们之间复杂的关系和内情，我辈不好评价，不妨引用下官方媒体的原文：“由于二人性格不合，看待事物的角度不同，陈赓惯于独立自主，喜欢从战场实际出发，而谢富治则严格执行上级指示，因此不免发生矛盾”。

笔者个人揣测，问题主要出现在“陈谢集团”独立作战期间，以及中野成立后到淮海战役打响前的那段时间，期间陈赓的部队虽在建制上属于“刘邓大军”，但是在序列上却先后划给了西北野战军和军委直接指挥，单独行动的时间较长。

在部队建制和作战序列不统一的情况下，陈赓司令员可能经常会接到来自军委、各野战军的不同命令，因为我军各部是需要积极进行战略配合的，这就难免出现命令上级不完全一致的情况，而陈赓将军个性鲜明地位超然，总会坚持自己的判断和决心。

比如后来在南线大追歼阶段，二野四兵团曾奉命转隶四野指挥，同时指挥四野第十五兵团的作战，期间陈赓数次质疑四野总部的命令，毫不退缩地坚持自己的意见，最后都要惊动毛主席亲自来裁决，如此陈赓在战场上的特立独行，可见一斑。

可问题是，谢富治不具备陈赓那样特殊的资历和经历，对直属上级的指示向来严格遵守，这就难免跟陈赓发生争执和矛盾，兵团司令员是老黄埔和老资格，争论起来对兵团政委偶尔了点过头话，“有时会伤及谢的自尊”（这句也是引用）。

为此中野4纵的军政主官出现了些不愉快，因此在成立二野组建兵团时，谢富治向上级请求调离，旋被任命为第三兵团政委，从而开始跟名将陈锡联搭档，官媒对此是这样描述的：“给陈赓不好找政委，干脆军政让他一肩挑”。

这句“不好找”信息量很大，当时也确实没有合适的政委人选，于是陈赓以第二野战军前委委员、第四兵团司令员兼政委的身份，亲率10万大军参加了渡江战役，并一路杀到江西、广东和广西境内。

在解放战争的战略决战阶段，各野战军先后组建了十六个野战主力兵团，而能够实现兵团“军政主官一肩挑”的将领屈指可数，只有徐向前、肖劲光、陈赓和王震等寥寥几人，显然对军政双重能力的要求很高，也必须得到军委的高度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