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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自杀王朝的最后五年

大业九年(613年),辽东战场出现了古代军事史的一大奇观。这是隋炀帝第二次远征高句丽。为了攻克高句丽人固守的辽东城,隋朝

大业九年(613年),辽东战场出现了古代军事史的一大奇观。

这是隋炀帝第二次远征高句丽。为了攻克高句丽人固守的辽东城,隋朝大军使用飞楼、云梯、地道等不同手段,四面攻城,昼夜不息,却久攻不下。

隋炀帝见此情况,大手一挥,派人制作了上百万个布袋,装满泥土,打算让士兵前仆后继,用这些布袋堆成一条宽三十步的斜坡,最高处与城墙齐平,称之为“鱼梁大道”。随后又命人建造八轮楼车,高度超过城楼,布置在鱼梁道两侧,射手站在车上,可以俯射城内。

如此一来,大隋勇士只要等一声令下,便可杀入城中,踏平辽东。这种极富想象力的攻城方式,确实符合隋炀帝杨广飞扬跋扈的个性。

辽东城指日可下,可就在此时,一个紧急消息从远在千里之外的黎阳(今河南浚县)传来——这年六月,在黎阳督运粮草的隋朝大臣杨玄感起兵叛乱,犹如在隋炀帝身后狠狠捅了一刀。

隋炀帝得知后“惧见于色”,赶紧下诏“六军即日并还”,从辽东回师,二征高句丽功败垂成。

隋朝统治集团内部的裂痕已然显现,同时,伴随着各地农民起义的浪潮,这个曾经终结乱世、开创盛世的大一统王朝,即将走向短命的结局。

1、杨玄感叛乱真相

历史学者韩国磐先生认为,杨玄感起兵,本质上“是统治集团的大分裂”。

作为隋朝开国功臣杨素的长子,杨玄感可谓家世显赫,在官场上顺风顺水,不仅当上“正部级”的高官(礼部尚书),还被授予上柱国的勋衔。

但早在起兵叛乱的四年前,杨玄感就有过“背刺”隋炀帝的念头。

当时,隋炀帝率领皇室、百官西巡,杨玄感也在被征召之列。在经过祁连山的大斗拔谷时,崎岖狭隘的山路上天气突变,风雪大作,隋炀帝一行人感受到了大自然的恶意,车驾狼狈不堪,人马死伤无数。

此时,杨玄感打算利用这一机会,带人突袭隋炀帝的行营,夺取大权。杨玄感有个叔叔叫杨慎,劝阻道:“皇帝登基几年来,四海之内,民心所向,国家还没有崩溃的迹象,不可图谋不轨!”

此时的隋炀帝杨广还是世人拥护的天之骄子,杨玄感没有机会,他听从叔叔的建议,暂时作罢。直到四年后,隋炀帝二征高句丽,天下局势动荡,杨玄感才反戈一击。

杨玄感为何一再要干掉隋炀帝呢?实际上,他与隋炀帝的恩怨由来已久。

当年,杨玄感之父杨素在世的时候,在杨广的立储之争中曾经提供不少助力。杨广当上皇帝后,给予这位老臣非常礼遇,但又有几分忌惮,毕竟杨素功高震主,对于热衷于独揽大权的隋炀帝来说,始终是个威胁。

后来,杨素年迈病重,隋炀帝特意派遣名医去给他看病,并赏赐药材,装出一副嘘寒问暖的样子。可等到医生回宫汇报情况,隋炀帝就露出真面目,问他杨素什么时候才能死,好像巴不得杨素就此一病不起。

杨素这人很精明,他见隋炀帝派人来探病,就知道皇帝的心思,干脆连药都不吃,只求速死,没过多久,杨素就病死了。临终前,杨素忧虑地对家人说:“我岂须更活耶!”

史书记载,杨素死后,杨玄感对隋炀帝日甚一日的猜忌感到不安,才心生反意,想要另立隋炀帝的侄子秦王杨浩为帝。

如果隋炀帝将自己对杨玄感的猜嫌暴露无遗,还对他委以重任,甚至命其督运粮草,那这心未免也太大了。

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杨玄感谋反的深层因素,是关陇集团内部有人对隋炀帝的政策感到不满。

所谓“关陇集团”,由历史学家陈寅恪命名,指的是从西魏、北周延续至隋、唐的政治集团,源自北周奠基者宇文泰设立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这些家族很多出自北魏六镇之一的武川镇,以关中为根据地,与关陇、河东一带的世家大族形成“不可分离之集团”,北周、隋、唐三代的皇室都属于这一集团,因此长期奉行“关中本位政策”。

隋炀帝即位后,却出现了打破“关中本位政策”的苗头。

早在杨广还是一个年轻皇子时,他曾与杨素等功臣一同率军平定南陈,之后到江都(今江苏扬州)担任扬州总管,度过了驻防江左的10年时光,与江南大族产生了错综复杂的联系,隋炀帝的皇后萧氏也曾是西梁的公主。

可以说,江南文化对杨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也为他的人生结局埋下伏笔。

杨广在位时,对位高权重的关陇集团加以防范和限制,同时为了加强对关中以外地区的统治,开启了一场政治中心的东移南下运动。

隋炀帝先是举全国之力,营建洛阳,于大业五年改洛阳为“东都”。此后,隋炀帝将权力中心从关中移至洛阳,有长达4年的时间带着群臣在洛阳办公,占了其在位时间的近三分之一。

隋唐时期,洛阳是与长安齐名的世界级都市。但是,为了这个国家级工程,隋朝的百姓付出惨重的代价,由于施工时间紧急,劳动量巨大,数十万民工有近一半人累死在运输途中(“僵仆而毙者十四五焉”)。

为了确保粮食供应,隋炀帝在洛阳周边兴建含嘉仓、兴洛仓、回洛仓等几大粮仓。史载,隋炀帝即位之初,国库储藏的粮食可供应五六十年,而据考古发现,仅含嘉仓遗址就有圆形仓窖400余个,大窖可储粮1万石以上,小窖也可储粮数千石。

为了彰显帝国的富庶,隋炀帝在洛阳的南市举办过一次盛大的“招商引资”活动。他命人把洛阳城的树木用红绸子围起来,请外国商人免费吃饭,洽谈生意,商店中大设帷帐,摆满珍贵的商品,每个人都衣着华贵,就连卖菜的人都用龙须草织成的席铺地。

前来参加盛会的胡人吃完免费的酒食,大都惊叹不已,只有一个聪明人察觉到异常,他看到洛阳树上的丝绸,就问酒店里的人:“大隋也有衣不蔽体的穷人,为何不把这些东西赐给穷苦人民,挂在树上有什么用呢?”店家听后惭愧地无言以对。

隋炀帝在位时建造的另一项大工程——大运河,也与制衡南北息息相关。大运河北抵涿郡(今北京市西南),南达余杭(今浙江杭州),由四段组成,以洛阳为中心,将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连在一起。

为了修大运河,隋炀帝同样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东都的官吏监督劳役时十分严苛,服役的壮丁“死者什四五”,运载死者尸体的车辆,东至成皋,北至河阳,相望于道。

隋炀帝是一个能折腾的皇帝,但他急于求成,步子迈得太大,采用的方式也太残酷。而在关陇贵族看来,杨广兴建洛阳城、修大运河的举措,有促成政治、经济重心东移南下的趋势,这将对关陇势力形成牵制。

此外,隋炀帝推行科举制,用更为公平的选拔人才方式打破门阀政治。为了削弱魏晋南北朝以来门阀贵族的危害,更是下令“制魏周官不得为荫”,将关陇贵族子弟以门荫得官爵的大门狠狠关上,大量任用山东、江南的士人。

心怀愤懑的关陇集团,于是开始计划寻觅一个新的代言人。

大业九年(613年),当杨广再次征高句丽时,杨玄感把握良机,在黎阳起兵反叛。

杨玄感反复宣传此次起兵是正义之举,鼓动众人说:“我身为上柱国,家里黄金巨万,既富且贵,我一无所求。如今我不顾家破族灭,只是想为天下人解倒悬之急,拯救黎民百姓。”

很多平民受到隋炀帝无休止的徭役折磨,早就想要揭竿而起。杨玄感骁勇力大,身先士卒,时人比之项羽,很多人为其深深吸引,愿为其拼死效力,所以“一呼而从者十万”,“众皆踊跃,称万岁”。当地人韩相国打着支持杨玄感的旗号,短短十天就召集了十余万人参加起义。

尽管民间热烈响应杨玄感起事,但,真正让隋炀帝头疼的并非百姓。

早在两年前,第一次征高句丽时,邹平人王薄自称“知世郎”,作一首《无向辽东浪死歌》,在长白山(在今山东章丘、邹平县境)率先举起反隋义旗,聚集了数万起义军。王薄起义的诱因是反对兵役,可起义军并没有就此拖住隋炀帝征高句丽的后腿,也没有动摇隋朝的统治根基。

但这次不同。杨玄感叛乱后,响应其号召的还有很多官僚子弟,如韩擒虎之子韩世谔、观王杨雄之子杨恭道、裴蕴之子裴爽、郑善果之子郑俨以及来护儿之子来渊等四十余人,一个个都是衣食无忧、前途光明的勋贵。

前吏部尚书李子雄甚至杀了杨广的使者,大老远跑来加入杨玄感的队伍。杨玄感的好友、蒲山公李宽之子李密也被召到黎阳,拜为军师。

杨玄感明确指出,杨广是昏君(“主上无道”),宣布要将其推翻。但这些达官子弟一起向关陇贵族的老大哥杨广挥刀,未必是为了老百姓,而是因为杨广动了他们的蛋糕。

因此,当杨玄感兵变的消息传到辽东城,隋炀帝怕老家要丢了,连夜密召众将,率军返回,城外的军用物资、攻城器械堆积如山,全部丢弃。

高句丽军起初以为是隋军的诱敌之计,过了整整两天才追击,只赶上隋军殿后的数万士兵,包抄掳掠后稇载而归。

相比第一次征高句丽,隋炀帝第二次出征时,已经取得了不错的战果,如今也只能中途放弃,不败而退。

当初,隋炀帝二征高句丽,询问太史令庾质:“你看这次情况怎么样?”

庾质是个老实人,对杨广说,我实在是愚昧迷惘,只觉得陛下御驾亲征,劳费太大,还是不支持。但隋炀帝不听。

等到撤军时,隋炀帝专门找到庾质,对他说:“你当初不让我前去,就是担心这样的结局吧!”

2、起义军风起云涌

杨玄感的叛乱让隋炀帝大吃一惊,却很快以失败告终。

前面说到,前来投靠杨玄感的关陇集团成员中,有蒲山公之子李密,他是北周八柱国之一李弼的曾孙,也是杨玄感的老铁。

李密早年在宫中担任宿卫,与杨广有过“亲密接触”,但隋炀帝看他不顺眼,把他给赶回家,李密从此事业受挫,这才跟着好哥们杨玄感造反。

李密来到军中,为老友杨玄感提出上、中、下三策:长驱蓟门,北据幽州,使出征高句丽的隋炀帝进退失据,此为上策;轻装西进,控制潼关,奇袭长安,夺取关陇集团的大本营,此为中策;就近攻打洛阳,胜负难测,此为下策。

杨玄感偏偏就选了下策,带兵就近攻打洛阳,和留守东都的隋军将领樊子盖死磕,结果围攻了四五十天,也没有攻下洛阳,反而等到征高句丽的大军回援,陷入腹背受敌的局面。

仅仅两个月后,杨玄感就在隋朝几路大军的围攻下一败涂地。李密幸运地逃过一劫,一路东躲西藏,后来投靠在黄河东南岸起事的瓦岗军。

万念俱灰之际,杨玄感与弟弟杨积善步行逃亡,他自知难逃一死,对弟弟说:“我已经失败,不能受人屠戮羞辱,你杀了我吧!”于是,杨积善抽刀砍死了杨玄感,之后要自杀,却被追兵俘虏,与杨玄感的尸体一同被送到隋炀帝的行宫。隋炀帝下令在洛阳肢解杨玄感的尸体,并暴尸三天,又把他的肉切下来,放火焚烧。

隋炀帝不仅拿杨玄感的尸体撒气,还把怒气撒到他的同党和老百姓身上。

回到洛阳后,隋炀帝命人查处杨玄感的余党,处死3万多人,并抄没他们的家产,其中有一大半人是受刑讯逼供,含冤而死,此外,还流放发配了6000多人。

杨玄感围攻洛阳时,曾经打开隋炀帝在洛阳周围营建的粮仓,放粮赈济百姓。隋炀帝回来后,凡是接受过杨玄感赈米的民众,都被拉到洛阳南面坑杀。

隋炀帝对负责审理此案的御史大夫裴蕴说了一番令人发指的话:“杨玄感振臂一呼,跟随他的人就有十万,我更加明白了,天下之人不能太多,多了就会相互聚集做盗贼,不斩尽杀绝,就不能惩戒后人。”

但是,杨玄感那句“为天下解倒悬之急”的呼声太过深入人心,来自民间的反抗更加浪潮汹涌。

大业九年(613年)七月,远在余杭的百姓刘元进乘隋炀帝抽调江南兵马北上的时机,起兵响应杨玄感,一个月内部众多达几万人。有很多隋朝的逃兵也前去投奔刘元进,他们相互议论说:“往年天下全盛,我们的父兄跟着去征高句丽,一半人回不来,现在国家已经衰落,还要再次征兵,我们这些人就一个都不剩了。”

俗话说,光脚的不怕穿鞋的。刘元进率领的这支军队在与隋军交战时虽然不占优势,却屡败屡战,刘元进只要在战场上脱身,就能重新组织起义军反抗。史书说,尽管隋军在平定刘元进的起义军时战无不捷,但“百姓从乱者如归市,贼败而复聚,其势益盛”,起义军就像是赶集一样,怎么样都无法驱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