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中国正处于抗日战争时期，突然卷入一场跨国移民事件。美国牙医威廉写给爱因斯坦的一封信，意外地让这个计划初现端倪：将十万欧洲犹太人接到云南安置。爱因斯坦回信后，此事增添了几分重要性。当时任立法院长的孙科，于1939年2月正式提出议案，希望通过收留犹太人换取外汇，并争取国际支持。

当时国民政府确实面临两难境地：上海已经收容了三万犹太难民，而抗日战争急需资金和技术。犹太银行家白尔克拉斯计算过，如果每人缴纳五十英镑保证金，就能获得五百万英镑外汇。孙科认为，此举既能救助他人，又能缓解眼前困境，还能促使西方国家更支持抗战。云南省主席龙云也表示，云南地域广阔、人口稀少，正好可以开垦荒地。

然而，现实远比想象中困难。上海的犹太难民已经让救济机构不堪重负。云南交通不便，道路不通，要安置十万人，建房修路的费用几乎相当于政府半年的军费。更讽刺的是，所谓的技术人才大多是普通百姓，而真正富有的犹太商人早已逃往欧美。爱因斯坦虽表示支持，但未提供任何资金。

计划在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后，现实问题接踵而至。德国顾问训练的军队中，德式装备占中央军大部分，大规模收容犹太人无异于直接得罪德国。罗斯福政府明确表示不提供援助。滇缅公路的运力全部用于运输军需物资，连建房材料都无法运入。地方官员也不同意，云南本地的民族矛盾尚未解决，突然涌入十万文化迥异的人，土地如何分配、冲突如何压制、由谁管理，都是难题。

更危险的是日本实施的“河豚计划”，试图利用犹太人问题搅乱中国。国民政府于1939年8月终于终止此事。这个计划在各种势力的拉扯下，最终因现实压力而不了了之。

如今回顾，这个未实现的计划反而成为中国的一件幸事。巴勒斯坦自1947年分治以来，七十多年动荡不安，加沙地区已有六万人丧生，这表明强行将不同民族安置在一起容易引发大乱。如果十万犹太人真的迁至云南，很可能也会出现类似情况：文化差异、土地和资源争夺、外部势力干预，西南边疆或许会成为另一个火药桶。

历史往往如此，看似错误的决定反而避免了一场更大的灾难。孙科等人精打细算，只着眼于眼前利益，未深思移民如何改变土地的主人、如何扰动人心。如今云南保持安稳，而加沙只剩废墟，两相对比可知，国家事务不能只看经济利益，更需考虑人际相处和事件收场。这场未成的移民计划，最终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代价最小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