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1月，西安交通大学第一附属医院5年前的一起医疗纠纷引发舆论地震——患者李某植入的心脏瓣膜，家属称厂家出厂价仅3万余元，医院却以28万元收费；医院则辩解采购价即为28万元，执行“零加成”政策。

就在此事发酵之际，国家医保局公布了上海某科贸商行向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行贿案细节：3名医院人员收受支架回扣1403万元，每条支架回扣达5000元。两起事件虽曝光有先后，却共同撕开了高值医疗耗材领域暴利与腐败交织的黑幕。

将西安事件中的“15万出厂价转售28万”置于行业暴利背景下审视，所谓“低于行业平均加价”的辩解，恰恰印证了整个行业价格体系的畸形；而13万元差额的去向，更难逃利益输送的合理怀疑。

价格争议的核心，从来不是“是否加价”，而是“加价为何如此离谱”。患者家属提供的增值税发票显示，涉事瓣膜的经心尖介入器单价2528元、自膨胀介入瓣膜单价35398元，整套合计不足4万元，这份由市场监管部门调取的票据，比医生单方面提供的“15万经销协议”更具公信力。

即便按15万元的“协议出厂价”计算，医院28万元的采购价仍存在13万元差额，加价幅度达86.7%，远超普通公众认知的加价水平，这部分超额利润最终流向何方，医院为何愿意接受如此高昂的采购价，本身就是最大的疑点。

2020年冠脉支架集采前，上市公司赛诺医疗披露的行业数据显示，乐普医疗、微创医疗等企业的支架毛利率均超过70%，一款出厂价3000元的支架，生产成本不足600元，却能通过多层经销商加价，最终以2.7万元售给患者。

这种暴利并非源于技术研发投入——启明医疗2021年单个瓣膜成本仅2.2万元，即便算上研发摊销，15万元出厂价已包含5倍以上的利润空间。

更讽刺的是，医院动辄强调的“学术推广、临床跟台”等流通成本，在集采后被彻底证伪：冠脉支架集采后价格降至700元左右，企业仍能维持正常运营，说明此前的流通成本多为“带金销售”的伪装。

上海某科贸商行向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行贿案的细节，为解读西安事件的13万元差额提供了精准参照。该案中，经销商马某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副院长李某军等人事先约定回扣比例，支架每条回扣5000元，通过现金形式定期交付，仅李某军一人就收受674.34万元。这种“经销商加价—医院高管收受回扣—产品高价入院”的模式，是高值耗材暴利的核心逻辑。

反观西安交大一附院，虽声称采购经过“公开招投标”，但未公示招标过程中的报价对比、经销商资质审核记录等关键信息。更可疑的是，医保部门核查发现医院存在“瓣膜球囊扩张导管术中损耗计费”、“超医保范围报销药品”等26项违规，涉及金额7.5万余元。

这些管理漏洞绝非“一般疏漏”，而是为利益输送提供了操作空间——既然医院能在耗材计费、医保报销等环节随意违规，那么在采购环节接受经销商高价报价、换取隐性回扣，在逻辑上完全成立。

医院在诊疗过程中的多处违规操作，进一步放大了利益输送的嫌疑。

患者术前被告知将实施“经股动脉TAVR备开胸手术”，实际却被施行“经心尖TAVR术”，两种手术的耗材选择、操作难度截然不同，医院为何擅自变更术式？首次瓣膜植入失败后，未告知家属也未取出，直接植入第二个瓣膜，却仅收取单个瓣膜费用，这种“不计成本”的操作，若不是有额外利益驱动，很难用“医疗常规”解释。

更关键的是，医院未按规定为植入瓣膜张贴标签，导致法院一审认定“手术具体行为无法确定”，需承担过错责任。这种刻意破坏诊疗记录完整性的行为，与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腐败案中“绕过集体决策、私下约定回扣”的违规逻辑如出一辙，都是为了掩盖可能存在的利益输送。

从制度层面看，“零加成”政策的异化，让医院成为高溢价的“共谋者”而非“受害者”。2019年起，全国公立医院推行医用耗材“零加成”政策，即按采购价售给患者，意在压缩医院加价空间。

但这一政策的前提是“采购价合理”，若医院与经销商勾结，以虚高价格采购，“零加成”反而会让暴利合法化。

西安交大一附院28万元的采购价，恰好利用了这一制度漏洞——即便医院不直接加价，却通过接受高价采购，为经销商留足回扣空间，最终由患者承担所有成本。这种“采购环节寻租、销售环节零加成”的模式，比医院直接加价更隐蔽，也更难监管。

冠脉支架集采的成效，彻底击碎了“高溢价不可避免”的谎言。2020年国家首次冠脉支架集采，平均降价93%，原价1.3万元的支架降至469元，企业仍能维持运营，这说明此前的高价格中，至少80%是“带金销售”的水分。

2022年TAVR手术纳入医保后，多地患者自费费用降至10万元左右，进一步证明涉事瓣膜28万元的价格中，存在至少18万元的不合理溢价。

这些数据充分说明，高值耗材的高溢价并非技术或成本所致，而是利益链条固化的结果，而医院作为耗材采购的终端环节，必然是这一链条的核心参与者。

西安交大一附院事件的警示意义，远超单一医疗纠纷。当“15万出厂价、28万采购价”的现象被轻描淡写为“低于行业平均加价”，当13万元差额的去向模糊不清，当患者知情权、诊疗选择权被肆意践踏，暴露的不仅是个别医院的管理混乱，更是高值耗材领域监管的全面失守。

上海行贿案的查处证明，腐败的根源在于价格不透明、采购不公开、监管不到位；而西安事件则提醒我们，即便推行“零加成”和集采政策，若不彻底斩断“经销商—医院—医生”的利益链，若不强制公开采购价格明细，患者仍将沦为暴利的牺牲品。

医疗行业的特殊性，决定了其不能以“行业惯例”为由谋取暴利，更不能以“技术先进”为幌子掩盖腐败。

西安交大一附院13万元的采购差额去向，需要纪检监察部门介入调查，还原经销商与医院的利益往来；涉事瓣膜的完整流通链条，需要市场监管部门追溯核查，厘清各环节加价明细。

唯有以“受贿行贿一起查”的力度，打破利益固化的藩篱，以“采购全流程公开”的透明度，压缩寻租空间，才能让高值耗材价格回归理性，让患者不再为畸形的利益链买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