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十六个皇帝，要是论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明神宗朱翊钧——也就是万历皇帝，称第二没人敢称第一。你敢信吗？他足足当了48年皇帝，差不多占了明朝国祚的六分之一还多，可偏偏有将近30年，躲在深宫里不出来上班，对外只说自己病了。这病养得可真够久的，养到朝堂上官员缺了一大半没人补，养到边境上乱子一堆没人管，最后落了个“明亡于万历”的千古骂名。你说这事儿邪乎不邪乎？手握至高无上的权力，放着好好的江山不管，非要把大明往沟里带，这背后到底是真病得爬不起来，还是故意装病躲事儿？

其实早年间的万历，跟后来这副摆烂模样完全不一样。10岁刚登基那会儿，他还是个听话的小屁孩，对老师张居正那叫一个尊敬，张口闭口“张先生”，半点不敢怠慢。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读书，处理政务也规规矩矩，一点不含糊。那时候有张居正盯着、亲妈李太后管着，万历活脱脱就是大臣们心中的“圣君苗子”，朝堂被打理得井井有条，连“万历新政”都搞起来了，势头好得很。可谁能料到，张居正一死，万历像是脱了缰的野马，彻底放飞自我，四年后干脆直接撂挑子，再也不上朝了。

有人说万历是被张居正的高压教育给憋坏了，这话我觉得特在理。张居正当帝师的时候，对万历那叫一个严格到变态，稍微犯点错就往死里骂，还逼着他节俭，连宫里的日常开销都要抠抠搜搜的。可搞笑的是，张居正自己却权倾朝野，排场大得很。万历小时候没能力反抗，只能憋着，等张居正一死，积压多年的怨气瞬间爆发——抄张居正的家，流放张居正的亲信冯保，把老师留下的新政搅得稀烂。可收拾完张居正，万历才发现，没了这个“严师”，朝堂上那群文官，更难对付。

这帮文官跟张居正可不一样，张居正能一言九鼎压得住场子，他们呢？就像一群嗡嗡叫的苍蝇，整天围着万历的私生活和朝政指手画脚。其中大理寺评事雒于仁最牛，直接递了份《酒色财气疏》，把万历骂得狗血淋头，说他嗜酒、好色、贪财、爱发脾气，还反问“皇上诚嗜酒矣，何以禁臣下之宴会？”翻译过来就是，你皇上能喝酒作乐，凭啥不让我们大臣聚会？换谁被这么指着鼻子骂都得火大，万历也不例外，干脆就坡下驴，说自己病了，从此躲进深宫，再也不出来见这帮文官了。

你以为他真的病到起不来？未必。万历的“病”，更像是一种政治武器。不上朝不代表不管事，内阁的奏疏他照样看，重要的决策他照样定，只不过把办公地点从朝堂搬到了后宫。就像他爷爷嘉靖皇帝，也多年不上朝，照样牢牢攥着大权。可万历千算万算，没算到文官集团会跟他死磕到底，而矛盾的焦点，就是立太子的“国本之争”。

万历心里早就注意三儿子朱常洵，毕竟是宠妃郑贵妃生的；可大臣们不答应，拿着朱元璋的《皇明祖训》死磕，说“有嫡立嫡，无嫡立长”，皇长子朱常洛必须当太子。这朱常洛是万历临幸宫女所生，万历打心底里不待见，觉得这是自己的污点。就因为这事儿，君臣俩斗了十几年，大臣们天天上疏催立太子，万历要么留中不发，要么就说自己病了。到后来，大臣们干脆集体跪谏，堵在文华门不走，逼着万历表态，简直是变相逼宫。

为了跟文官集团赌气，万历想出了个更绝的招——缺官不补。不管是中央的尚书、侍郎，还是地方的巡抚、知府，有空缺了就空着，反正你们跟我对着干，我就不让你们好好干活。到了万历二十九年，两京缺了三个尚书、十个侍郎，地方上缺了几十个知府，整个行政系统都快瘫痪了。内阁首辅沈一贯急得跳脚，上疏说民间的小孩都在骂他们这些大臣不作为，可万历就是不搭理，照样躲在宫里养病。

可皇帝能赌气，江山却赌不起。就在万历跟文官们死磕的时候，外面的麻烦早就堆成山了。西边的蒙古降将哱拜叛乱，东边的丰臣秀吉带着二十万大军打朝鲜，摆明了要以朝鲜为跳板打大明。要不要出兵援朝？大臣们又吵成一团，主战的、主和的互相攻击，最后还是万历拍板，派大军支援朝鲜。虽然最后打赢了，可也耗光了大明的国库，军队战斗力也大不如前。

更要命的是东北的努尔哈赤。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起兵反明。消息传到京城，万历倒是果断，下令兵部赶紧组织围剿。可这时候的兵部，连个正经的尚书都凑不齐，代理尚书薛三才还忙着跟万历催要军饷，根本不办事。等到万历越过兵部下令讨论围剿方案时，早就晚了，辽东总兵张承胤率军救援，直接被努尔哈赤全歼，自此后金势力彻底坐大，成了大明的心腹大患。

这时候的万历，是真的病了。从万历四十六年开始，他就头晕目眩、腿脚发软，连床都下不了。可大臣们被他之前的“装病”骗怕了，根本不信，内阁首辅方从哲还直接上疏说他是故意拖延，逼他补官。直到万历允许方从哲进寝宫探视，这位首辅才明白，皇帝是真的油尽灯枯了。可就算到了这时候，方从哲关心的还是补官的事，重病缠身的万历只能虚弱地说“待朕体稍安，即行”，可这话最终还是成了空话。

万历四十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这位在位48年、“养病”30年的皇帝，终于在深宫驾崩，享年58岁。临终前，他下了遗诏，承认自己“比缘多病，静摄有年，郊庙弗躬，朝讲希御，封章多滞，寮寀半空”，还追悔莫及，下令补官、废矿税、发内库银子充军饷。可这些补救措施，早就为时已晚。他留下的，是一个朝堂混乱、国库空虚、边患四起的烂摊子，还有一群互相倾轧的文官集团。

后来有人说，万历的“病”，一半是真病，一半是心病。真病是常年沉溺后宫、疏于打理身体落下的，心病则是皇权与臣权博弈的无力感。他想摆脱张居正的阴影，想按自己的意愿治国，可偏偏被文官集团捆住了手脚，最后只能用“养病”的方式消极抵抗。可他忘了，皇帝的权力从来都不是用来赌气的，一旦大权独揽的皇帝选择躺平，整个国家机器就会失灵。难怪明史专家会说“明之亡，实亡于神宗”，毕竟这近30年的空转，早就把大明的根基蛀空了，后面的皇帝再怎么折腾，也回天乏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