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学者，各位同仁：

大家好！今天，我怀着对国家人口发展深切关注的心情，站在这里与大家共同探讨一个关乎民族未来的重要议题——如何稳定婚姻关系，进而提升我国日益走低的生育率。

近年来，我国人口形势面临严峻挑战。2022年，全国结婚率降至5.22%，全年结婚登记不足700万对，创下42年来新低；而生育率同样持续下滑，2021年全国人口仅增长48万，人口增长几近停滞。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印度去年出生人口高达2300多万，是我国的2.4倍以上。更值得注意的是，印度2024年离婚率低于0.5%，而我国离结率却高达57.5%。这一组数据，不仅揭示了人口结构的深刻变化，更折射出婚姻稳定性与生育意愿之间的紧密关联。

有观点指出：“女权化就是少子化。”这一说法虽显偏颇，但其背后反映的现实值得我们深思。随着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经济独立性增强，传统婚姻模式受到冲击，婚姻的稳定性确实在下降。而高离婚率与低生育率之间，存在明显的负相关关系。正如古人所言：“倾巢之下，焉有完卵。”当婚姻关系频繁解体，家庭作为生育基本单元的功能便被削弱，生育意愿自然难以提升。

我们必须承认，在我国文化语境中，非婚生育仍难以被广泛接受，非婚生子女的生育率几乎为零。这与欧洲、北美形成鲜明对比——在法国、瑞典等国，非婚生育已成常态，政府通过平等的家庭补助与继承权利保障，使单亲家庭也能稳定育儿。而我们尚未建立类似的社会支持体系，因此，维护婚姻的稳定性，就成了提升生育率的现实抓手。

那么，如何才能稳定婚姻关系？我认为，关键在于提升女性对婚姻的经济投入与责任感知，增强其对离婚成本的心理预期，从而抑制轻率离婚的冲动。具体而言，我建议：取消彩礼制度，同时强化嫁妆文化。

彩礼制度在当代社会已逐渐异化为一种经济负担，甚至成为婚姻谈判中的“交易”象征，不仅加重男方家庭压力，也容易引发婚后矛盾。而嫁妆则不同——它是女方家庭对女儿未来生活的支持与祝福，更承载着对婚姻稳定的投资意义。若实行“只有嫁妆、没有彩礼”的制度导向，将使女性在婚姻中拥有更明确的经济投入与资产绑定。没有嫁妆，女性难以成婚；而再婚时，嫁妆要求更高，这自然会促使女性及其家庭在婚姻选择与维系上更加审慎。

这一点，印度的做法值得我们参考。在印度，女性没有嫁妆几乎无法出嫁，嫁妆不仅是社会习俗，更是一种制度性约束。这种文化机制客观上提高了离婚的机会成本，使婚姻更具稳定性。也正因如此，印度婚姻稳定、生育率高，印度裔人口遍布全球，已成为国际社会中不可忽视的力量——从英国前首相苏纳克，到美国前副总统哈里斯，皆为明证。

当然，我并非主张全盘照搬印度模式，而是强调：制度设计应服务于家庭稳定与人口可持续发展。我们应在尊重性别平等的前提下，重构婚姻中的责任共担机制。通过政策引导，鼓励家庭以嫁妆形式为女儿提供教育、住房、创业等长期支持，使其在婚姻中不仅作为“被供养者”，更成为“共建者”与“投资者”。如此，女性在面对婚姻危机时，将更倾向于沟通、调适与修复，而非轻易选择解体。

同时，我们还需配套推进以下措施：

一、完善婚姻辅导与家庭支持体系，在社区设立婚姻调解中心，提供心理疏导与法律援助；

二、改革财税与住房政策，对多子女家庭、长期婚姻家庭给予税收减免、购房优惠；

三、推动性别平等的深层实践，保障女性在职场、教育、继承等方面的权益，使其在婚姻中拥有真正的选择权与话语权，而非被迫“依附”。

各位同仁，人口问题不是简单的数字游戏，而是文明延续的根基。婚姻稳定，是生育的前提；家庭幸福，是社会和谐的基石。我们既要尊重个体自由，也要正视人口危机的现实挑战。在女权进步与人口可持续之间，寻找平衡点，既不能倒退，也不能放任。

让我们以制度智慧，重建婚姻的庄严与责任；以文化引导，重塑家庭的温暖与希望。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实现“家国同兴”，迎来中华民族的伟大中兴！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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