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731》的导演赵林山，在日本为影片取证时，遇到了一位特殊的受访者——731部队头目、臭名昭著的战犯石井四郎的后人。面对来自受害国的电影人，他没有丝毫的忏悔，反而洋洋得意地抛出了一个问题：“挨打的人都忘记了，打人的人还需要记得吗？”
电影《731》的导演赵林山
这个问题，如同一把淬毒的匕首，包裹在思辨的糖衣之下，企图刺穿历史的真相与人类的良知。它不是疑问，而是一份精心设计的、旨在让滔天罪行“翻篇”的无耻动议。站在2025年的今天，我们有责任以严谨的逻辑、坚实的证据，对这份“动议”做出裁决。
731部队合影
一、 认知陷阱：这不是“遗忘的权利”，而是“加害者的狡辩”首先，我们需要拆解这个问题的险恶用心。它恶意混淆了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受害者的宽恕与加害者的责任。
宽恕，是受害者在加害者充分忏悔、罪行得到清算后，才拥有的、选择是否与历史和解的权利。
它是一种主动的、高尚的情感选择。而对方口中的“忘记”，却是一种被动的、被强加的状态。它企图将“选择向前看”的道德高帽，不由分说地扣在受害者头上，从而推导出加害者“无需再负责任”的荒谬结论。
这背后的潜台词，就如同“你看，失主都没再追究，你凭什么还说我是小偷？”
这是一种典型的逻辑诡辩，在心理学上近乎一种“历史煤气灯”操纵。
它旨在通过转移焦点，瓦解受害者的道义立场，诱导旁观者陷入“既然当事人都忘了，我们何必再提起”的思维误区，让罪行在时间的流逝中不了了之。
因此，这并非真诚的求索，而是一场旨在颠倒黑白、逃避审判的无耻狡辩。更何况，我们从未忘记。
在裁决前，我们需要重审731部队的罪证，看清其令人不寒而栗的本质。那并非仅仅是肉体上的残忍，而在于其用所谓高度“文明”与“科学”，来包装骇人听闻的野蛮，完成了对人性的“非人化”。
导演赵林山的调查发现，印证了这套谎言体系的核心：为那些被称为“马路大”（maruta，意为“圆木”，即被实验者）的受害者，配备在当时相当先进的设施——一尘而染的牢房、舒适的榻榻米、TOTO牌的抽水马桶，甚至保证每日一个苹果和鸡蛋的营养配给。
这绝非人道主义，恰恰是反人性的表现。这一切“优待”的目的，是为了确保这些“实验材料”能保持良好的生命体征，从而为细菌实验、活体解剖等提供“标准”、“纯净”的数据。
这就像一座讲求效率的屠宰场，为了获取高品质的肉品，在宰杀前为牲畜播放音乐、做水疗按摩。
这种建立在严密掌控之上的、虚伪到顶点般的“善意”，将活生生的人“物化”为一组组冰冷的数据，这才是对人性沉痛的践踏与侮辱。
它比单纯的虐杀更可怕，因为它试图为暴行披上科学与理性的外衣，使其“合理化”、“常态化”。
三、 记忆的战争：从历史篡改到今天的“受害者叙事”审视完历史罪证，再看提问者一方当下的行为，我们发现的不是丝毫悔意，而是变本加厉的“妨碍司法”。当下的日本，一场系统性的“记忆篡改”行动正在进行。
就在我们身处的2025年，其新版的《防卫白皮书》中，依然在公然美化其战争历史，淡化甚至剥离自己的侵略者角色，转而将自己描绘成战争的“受害者”。
其文艺界也紧随其后，今年暑期档的电影，依然在批量产出“我们很惨，我们被轰炸”的苦情戏码，却绝口不提是谁先将战火烧到了他国的家园，是谁的贪婪与野蛮造成了这一切。
从731部队用“文明”包装罪恶，到今天用“受害者”叙事混淆视听，这条谎言的脉络清晰可见。他们并非真的“忘记了”，而是在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一场“记忆的战争”，企图在历史的法庭上，将自己从罪恶的被告席，挪到无辜的原告席。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对其从未真正反省战争罪行的有力证明。
至此，历史法庭的判决已然清晰。
面对如此精心计算的残酷，面对仍在持续的、系统性的欺瞒与狡辩，遗忘，不是宽容，而是对罪恶的纵容，是对真相的背叛，更是对逝去同胞的二次伤害。
我们之所以要铭记，并非为了延续仇恨。恰恰相反，是为了终结仇恨的根源。我们需要清醒地知道“我们为什么挨打，以后怎样才不会再挨打”。
当对方已经将谎言锻造成“文化武器”，企-图在下一代人的认知中植入病毒时，我们真实、准确、代代相传的民族记忆，便是一道坚不可摧的盾牌。
电影《731》，就是刺向那层虚伪文明外衣的一杆投枪。一个人的记忆，是一个人的觉醒；一个国家的记忆，是一个民族的脊梁；而全人类对这场罪恶的共同记忆，才是阻止下一个731出现的防线。
这，就是我们对那句无耻提问，响亮而明确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