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02年，刘邦于定陶即皇帝位后，旋即定都洛阳，虽后来迁都长安，但这一短暂的定都决策并非偶然，而是基于政治正统建构、集团利益平衡、现实条件适配的综合考量，深刻反映了西汉开国初期的统治困境与战略智慧。

政治正统性的塑造是定都洛阳的核心动因。洛阳作为东周旧都，承载着“天下之中”的文化正统地位，《何尊》铭文“宅兹中国”的记载更赋予其华夏文明核心的象征意义。刘邦以洛阳为都，意在借“周室旧基”确立汉政权的正统性，与秦朝“霸道”统治划清界限，塑造“以德治天下”的开国叙事，弱化楚汉战争的武力征服底色，从而快速凝聚民心、巩固统治合法性。

功臣集团的利益平衡是定都的关键推力。刘邦核心功臣多为关东人士，如萧何、曹参、周勃等，洛阳临近其故土，定都于此可极大降低功臣集团的抵触情绪，减少政权内部整合成本。同时，群臣普遍认可洛阳“四面险固，足可恃也”的地理优势，形成集体共识，为定都决策提供了重要支撑，助力刘邦快速凝聚统治集团力量。

现实条件的适配是定都的务实选择。洛阳地处中原枢纽，四通八达，便于控扼关东诸侯与转运物资；伊洛平原农耕发达，城郭宫室在战乱中保存完好，定都成本低，可快速保障行政运转与军队供给。此外，洛阳作为连接关东与关中的战略节点，能实现“东控诸侯、西守根本”的过渡布局，为后续政权稳定预留缓冲。

综上，刘邦初定洛阳为都，是开国初期“稳字当头”战略的集中体现，通过正统建构、利益平衡与现实适配，快速稳住了政权根基。洛阳建都的短暂开国历程，为刘邦集团提供了稳定政权的缓冲期，完成了统治力量的整合与合法性的建构。当然各路诸侯未平定，加上防守战略需求，而后被迫迁都长安，却彰显了刘邦立足现实、灵活应变的统治智慧，但洛阳作为西汉初期的都城，其在政权合法性建构、统治集团整合等方面的作用不可忽视，成为西汉政权从初创到稳固的重要过渡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