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李长顺，但曾经，他们叫我“147号”。

我不是一个名字，不是一个活人，而是一根“原木”——在731部队的档案里，我们这些被送进实验室的囚徒，只是等待切割的”马路大”。

我的皮肤上还留着冻伤实验的疤痕，肺里仍嵌着鼠疫杆菌的阴影。

十七岁那年，我亲眼看着父亲被枪杀，母亲和妹妹消失在毒气室的铁门后。

而我活了下来——被当作一具会呼吸的标本，记录着人类能对同类施加的、最精细的残忍。

七十八年过去了，我的记忆仍会在午夜裂开，渗出脓血。但比噩梦更可怕的，是这个世界正在遗忘那段历史。

现在，请听一具“标本”的证词。

趁我的心脏，还在跳动！

第一章：秋收

我记得那年的高粱特别红，沉甸甸的穗子压弯了秸秆，在九月的阳光下像一片燃烧的火海。

我蹲在田埂上，看着父亲和几个长工挥舞镰刀，汗水顺着他们黝黑的脊背滚落，渗进这片养育了我们祖祖辈辈的黑土地。

“长顺！别偷懒，把水送过来！”父亲直起腰，用袖子抹了把脸，朝我喊道。

“来了！”我拎起装满井水的陶罐，小心翼翼地穿过田垄。

十四岁的我个头已经窜得老高，但比起父亲那宽厚的肩膀还是差了一大截。

陶罐很沉，水在罐子里晃荡，溅湿了我的粗布裤腿。

父亲接过水罐，仰头灌了几口，喉结上下滚动。

水珠从他下巴滴落，在阳光照射下像一颗颗透明的珠子。

“今年收成好，交了租子还能剩下不少。”他满足地叹了口气，把水罐递给旁边的王叔，“等卖了粮食，给你娘扯块花布，给春桃做件新棉袄。”

春桃是我妹妹，才八岁，整天跟在我屁股后面“哥哥、哥哥”地叫。

想到她拿到新棉袄时肯定会高兴得跳起来，我不由得咧嘴笑了。

“小李大夫就是心善。”王叔接过水罐，咕咚咕咚喝了几口，“十里八村谁不知道您医术好，还总给穷人免药钱。”

父亲摆摆手，脸上露出那种我熟悉的、略带羞涩的笑容：“乡里乡亲的，说这些干啥。”

我崇拜地看着父亲。

他是村里唯一的医生，那间小小的诊室里总是挤满了人。

无论多晚，只要有人敲门，父亲就会立刻背上药箱出门。

母亲常说父亲心太软，见不得人受苦，可我知道她其实以此为傲。

太阳渐渐西沉，田里的男人们收拾农具准备回家。

远处传来悠长的钟声，是村口老槐树下的那口铁钟，村长敲它召集村民时才会响。

“出什么事了？”王叔皱眉望向村子的方向。

父亲的表情变得凝重：“走，回去看看。”

我们快步往村里走，远远就看见一群人聚集在打谷场上。

人群中央站着几个穿黄绿色军装的人，他们头上的帽子两侧垂着布条，像猪耳朵一样可笑。

但我笑不出来，因为我知道那是日本兵。

“是鬼子……”王叔的声音发抖。

父亲一把拉住我的手腕：“长顺，听着，不管发生什么，别出声，别乱看，跟紧我。”

我点点头，喉咙突然发紧。

关于日本人的传闻我听过不少，说他们杀人如麻，连小孩都不放过。

但我们的村子一直很偏僻，除了偶尔有汉奸来收粮，还没见过真正的日本兵。

人群自动分开一条路让父亲过去。

村长站在日本兵旁边，脸色苍白，额头上全是汗珠。

“太君，这位是我们村的李大夫。”村长结结巴巴地说，然后转向父亲，“李大夫，皇军……皇军说要给我们做……做防疫检查……”

为首的日本军官个子不高，留着修剪整齐的小胡子，眼镜片后的眼睛像两颗冰冷的黑石子。

他上下打量着父亲，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你是医生？”

父亲微微点头：“是的，在下略通医术。”

“很好。”军官露出一个笑容，那笑容让我后背发凉，“所有人，排队接受检查。老人、孩子、女人站左边，成年男人站右边。”

人群骚动起来，有人小声嘀咕：“这是要干啥啊？”

“安静！”一个日本兵突然用枪托砸向地面，发出“砰”的一声响。

人群立刻噤若寒蝉。

母亲拉着春桃的手站在女人队伍里，她不断回头看我，眼睛里满是恐惧。

春桃紧紧抱着母亲的腿，把小脸埋在母亲衣襟里。

我想过去安慰她们，但父亲死死攥着我的手腕。

“别动。”父亲低声说，声音紧绷得像拉满的弓弦。

日本兵开始挨个检查男人队伍，他们粗暴地扒开男人们的衣领，查看肩膀和手臂，不时在本子上记录什么。

轮到父亲时，那个军官亲自走过来。

“伸出手臂。”军官命令道。

父亲慢慢卷起袖子。

军官盯着父亲手臂上接种牛痘留下的疤痕，眼睛一亮：“你接种过疫苗？”

“是的，我是医生，接种过多种疫苗。”父亲平静地回答。

军官的表情变得兴奋，他转身对旁边的士兵说了几句日语，然后对父亲说：”你，跟我们走。你的医术，皇军需要。”

父亲的脸刷地变白了：”太君，我只是个乡下郎中，恐怕……”

”八嘎！”军官突然暴怒，一巴掌扇在父亲脸上，”这是命令！”

我眼睁睁看着父亲嘴角渗出血丝，一股热血直冲脑门，不顾一切地冲上前：“不许打我爹！”

那一刻，时间仿佛凝固了。

我看见军官惊讶地挑眉，看见父亲惊恐地睁大眼睛，看见母亲从女人队伍里扑出来，看见春桃吓得大哭……

然后是一声震耳欲聋的枪响。

父亲胸口绽开一朵刺目的红花，他踉跄后退两步，难以置信地低头看着自己的伤口，然后缓缓倒下。

“爹——！”我尖叫着扑向父亲，却被一个日本兵一脚踹翻在地。

军官收起手枪，冷漠地说：“反抗者，格杀勿论。”

他转向其他村民，“现在，所有十五岁以上、五十岁以下的男人，跟我们走。这是为你们好，要给你们做防疫工作。”

母亲扑在父亲身上嚎啕大哭，春桃拽着母亲的衣角，哭得撕心裂肺。

我想爬过去，却被两个日本兵架起来拖走。

回头最后一眼，我看见父亲躺在血泊中，眼睛还睁着，望向天空，而母亲被另一个日本兵拽着头发拖向卡车……

那一刻，我知道，我的世界永远崩塌了。

第二章：闷罐车

我被粗暴地推进一辆卡车，车厢里已经挤满了村里的男人。

王叔也在其中，他脸上有淤青，嘴角流血，显然反抗过。

看见我，他艰难地挪过来，用身体护住我。

“长顺……你爹他……”王叔的声音哽咽。

我咬紧嘴唇，直到尝到血腥味也不敢哭出声。

父亲临终前的眼神烙印在我脑海里，还有母亲和春桃的哭喊……我不敢想象她们会被带去哪里。

卡车剧烈颠簸着，车厢里弥漫着汗臭和血腥味。

没有人说话，只有沉重的呼吸声和偶尔的啜泣。

不知过了多久，卡车终于停下，后挡板被打开，刺眼的阳光照进来。

“全部下车！排队！”

我们被赶下一列火车旁，那是一节节没有窗户的闷罐车厢，像一个个钢铁棺材。

日本兵用枪托和皮鞭驱赶着我们，像赶牲口一样把我们赶进车厢。

我紧紧跟着王叔，生怕被冲散。

车厢里漆黑一片，只有门缝透进一丝光亮。

铁门“咣当”一声关上，然后是上锁的声音。

车厢里顿时响起压抑的哭声和咒骂。

“这群天杀的畜生！”

“他们要带我们去哪？”

“我老婆孩子还在村里啊……”

王叔拉着我靠墙坐下，车厢地板冰凉刺骨。

“长顺，听着，”他在我耳边低声说，“不管发生什么，活下去，为你爹报仇。”

我点点头，眼泪终于决堤而出。

王叔粗糙的大手抹去我的泪水，然后紧紧抱住我。

火车开动了，车轮与铁轨的撞击声如同丧钟。

车厢里没有厕所，很快恶臭弥漫。

我们没有食物，没有水，只能靠彼此体温取暖。

时间失去了意义，黑暗中只有无尽的摇晃和饥饿。

不知过了多久，火车终于停下。

铁门打开时，刺眼的光线让我几乎失明。

我们被赶下车，我踉跄着差点摔倒，被王叔一把拉住。

眼前是一个巨大的建筑群，高墙上架着铁丝网，哨塔上有持枪的日本兵。

寒风呼啸，我这才发现已经是冬天了，自己还穿着单薄的秋衣，冻得直打哆嗦。

“这是哪儿？”我颤抖着问王叔。

王叔摇摇头，脸色灰败：“不知道，但肯定不是好地方。”

我们被赶进一个院子，命令脱光所有衣服。

寒风像刀子一样割着皮肤，我羞耻地用手遮住下体，却被日本兵一鞭子抽在背上。

“站直！不许遮挡！”

一个穿白大褂的日本人拿着本子走来走去，不时停下来检查某个人的牙齿、眼睛或者其他部位，像在挑选牲口。

当他走到我面前时，我忍不住发抖。

“年龄？”他用生硬的中文问。

“十……十四。”我牙齿打颤。

他皱眉，捏开我的嘴检查牙齿，又扒开我的眼皮，然后在本子上记了几笔。

“这个送去特别班。”他对旁边的士兵说。

我被推到一个单独的队伍里，那里都是些年轻男孩。

王叔在另一个队伍里焦急地张望，我想跑过去，却被一把抓住。

“老实点！”一个中国翻译走过来，他穿着日本军装，一脸谄媚地对日本兵点头哈腰，转脸对我们却凶神恶煞，“你们这些马路大能活到现在已经是皇军开恩了，别不识好歹！”

“马路大？什么意思？”我小声问旁边一个瘦高的男孩。

他苦笑一下：“日语，意思是'圆木'，他们把咱们当实验材料呢。”

我胃里一阵翻腾，差点吐出来。

这时日本兵开始分发衣服——一套单薄的灰色囚服，胸前缝着一个编号。

我的号码是“147”，从此这就是我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