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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的北京城茶馆里，两个留日学生正为"中国该走哪条路"争得面红耳赤。穿西装的青年拍桌而起："杨皙子那套君主立宪根本是开历史倒车！"他对面戴圆框眼镜的男子却慢悠悠啜了口茶："可人家写的《金铁主义》连日本人都抢着读..."
他们口中的"杨皙子"，就是后来被称为民国第一政治变色龙的杨度。这个湖南人这辈子干过的事，简直能凑成一部荒诞剧：给慈禧写过效忠信，给袁世凯当过帝制设计师，最后居然秘密加入了要革他命的共产党。今天我们就来扒一扒，这个在历史教科书里总被一笔带过的"奇葩"。
一、科举落榜生的逆袭：从公车上书到宪政专家
1875年出生的杨度绝对算得上神童，18岁中秀才，21岁中举人。但1895年他进京赶考时，正赶上甲午战败。当其他考生还在考棚里憋八股文，这个湖南愣头青直接交了白卷，转头就加入了康有为的公车上书队伍。
"当时我拿着万言书在都察院门口堵大臣，把湖南腔官话喊得跟唱戏似的。"杨度晚年跟人吹牛时总爱提这茬。其实那年他连康有为的面都没见着，但这不妨碍他后来到处说自己是"维新派元老"。
庚子事变后，30岁的杨度突然开窍——光会写文章没用，得抱大腿。他给湖广总督张之洞写了封马屁拍到天上的《湖南少年歌》，把老张乐得当即送他去日本留学。
在东京法政大学，这个曾经的科举落榜生突然变身学术明星，写的《金铁主义》提出"金"（经济）与"铁"（军事）救国理论，连日本首相大隈重信都请他喝茶。
最绝的是1905年孙中山找上门那次。据同盟会元老程家柽回忆，杨度翘着二郎腿对孙先生说："您那套共和理论太激进，不如我的君主立宪稳妥。"
孙中山当场怼回去："您要保皇就直说！"两人辩论六小时，最后杨度来了句："咱们各干各的，看谁成功。"后来他在自传里写这段时，愣是把这场辩论描述成"孙文被我说得哑口无言"。
二、袁世凯的"帝制设计师"：筹安会闹剧始末
1915年8月的北京，闷热得像个蒸笼。石驸马大街的杨宅里，42岁的杨度正对着穿衣镜试穿新做的燕尾服。管家跑来报告："老爷，总统府又来电催了！"杨度不紧不慢地系好领结："急什么？袁项城现在比我还急呢。"
此时他正在起草《君宪救国论》，这篇后来被称为"洪宪帝制说明书"的奇文，开篇就雷倒众生："中国人不配享有共和！"文章送到袁世凯案头，老袁激动得批了"旷代逸才"四个大字，当即下令铸成匾额送去杨府。
为给帝制造势，杨度搞了个"筹安会"，拉来严复、刘师培等文化名人站台。有次开会时，严复小声嘀咕："皙子，这事靠谱吗？"杨度信誓旦旦："放心，连美国顾问古德诺都说中国适合帝制！"其实他心知肚明，那个美国佬的报告是他花钱请人翻译时"加工"过的。
最讽刺的是筹安会挂牌当天，京城百姓围着"六君子"的招牌指指点点。卖糖葫芦的小贩问："这'筹安'是筹划安眠药的意思吗？"路人哄笑："是筹划让袁皇帝睡得更安稳！"后来有人统计，杨度在此期间收受袁世凯贿赂达20万银元，相当于当时北大教授200年工资。
三、从"帝制余孽"到"红色特工"的魔幻转身
1927年4月，北京菜市口的刑场围满群众。杨度挤在人群里，看着李大钊被军阀推上绞刑架，冷汗浸透了长衫。
当晚他在日记里写："守常兄临刑前那一眼，看得我无地自容。"这个曾经鼓吹"中国需要皇帝"的保皇派，此刻正偷偷给共产党送情报。
其实早在1922年孙中山联俄联共时，杨度就暗中接触过李大钊。据周恩来后来回忆，杨度当时说："我算是看明白了，你们共产党才是真搞实事的。"但没人敢信这个"洪宪余孽"，直到他变卖古董字画资助地下党，组织上才派夏衍与他单线联系。
最魔幻的是1929年，54岁的杨度白天在杜月笙公馆搓麻将，晚上帮共产党传递情报。有次杜月笙发现他总赢钱，调侃道："皙子先生最近手气忒好？"杨度笑答："梦里有个红胡子老头教我打牌。"其实是他把情报藏在麻将牌里传递。后来潘汉年汇报工作时说："杨先生那套'麻将密码'，比我们的密电码还难破译。"
四、麻将桌旁的救赎：争议天才的最后一搏
1931年深秋，上海法租界的洋房里，病重的杨度躺在床上修改自传。窗外传来报童叫卖："九一八事变最新消息！"他突然挣扎着坐起来，对弟子董健吾说："把我那幅'但哦松树当公事，愿与梅花结后缘'的对联烧了，换写'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个一生充满争议的天才，临终前做了三件事：把珍藏的《海国图志》送给毛泽东（当时毛在井冈山根本收不到）；嘱咐女儿把房产捐给抗日团体；最后要求穿中山装下葬——不是他曾经鼓吹的洪宪朝服。当牧师问他还有什么忏悔时，他喘着气说："最对不起的是...当年菜市口...没敢站出来..."
杨度死后，上海滩流传起段子：杜月笙吊唁时发现棺材里既没放《君宪救国论》，也没放佛经，而是塞了本《共产党宣言》。
这当然是民间演绎，但真实情况是：1975年周恩来病重时，特意嘱咐要确认杨度的党籍问题，最终在档案馆找到了他1929年的入党申请书，末尾写着："乱世浮沉半生误，终见光明在红船。"
结语
如今长沙岳麓山上的杨度墓，常年有人放新鲜梅花。导游总爱说："这位可是当过帝制派、拜过佛、最后皈依共产主义的奇人。"游客们听完往往啧啧称奇，却少有人深思：在那个风云诡谲的年代，知识分子的每一次转向，何尝不是在黑暗中踉跄寻路？
就像杨度自己说的："我这一生就像踩跷跷板，不是左边高，就是右边低，但总归是想让中国这头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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