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夏天，福州的闷热一如往年，可福州军区机关大院里的气氛，却比往常紧张了不少。军区司令员位置空着，沿海局势又不算平静，谁来接这个担子，不只是一次简单的人事调整，而是牵动全局的大事。

那一年，叶飞在福建已经是家喻户晓的人物。他一边抓地方建设，一边兼任福州军区司令员，手上的工作越堆越多。会议、文件、基层调研，常常连轴转。到了1957年，他干脆把话挑明了：军区主官这个职务，是时候交给更合适的人选，自己要把精力放在地方上。这个请求，中央没有马上拍板，却引出了一场颇为意味深长的“点将戏”。

有意思的是，这场“点将”，最后绕来绕去，落在了一个在前线“爱打仗”的人身上——韩先楚。

一

福州军区成立时间并不算早。1956年7月1日，考虑到福建沿海的特殊形势，中央从南京军区划出福建、江西两个省军区，另外单设福州军区，机关驻在福州市。这一调整，背后是对台海形势的严肃评估，也是对华东、华南防务布局的一次重要优化。

新中国刚成立那几年，福州军区并不是一个普通大军区，它是紧贴前线的战备区。防空、防炮、防登陆，不仅要想当下，还得盯着后面十年、二十年的动向。叶飞作为首任司令员，任务极其繁重。他早在1954年前后就已担任福建省委书记、福建省省长，身兼数职，白天跑地方，晚上开军区会，工作压力可想而知。

到了1957年，福建的地方建设进入新阶段，沿海防务也相对步入稳定轨道。叶飞反复权衡，最终向中央正式提出免兼军区司令员，集中精力抓地方建设。这不是卸责，而是清醒地看到，一个人再能干，也顶不住长期高强度地两头奔波。

中央方面很快就同意了叶飞的请求，可问题马上来了：谁来接任福州军区司令员？

二

关于人选，军委内部经过一阵认真的权衡。当时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是志愿军老司令员彭德怀。是沿海出身、熟悉福建情况的人上？还是打过硬仗、能镇住场子的主官上？标准并不只一个。

有一天，彭德怀就人选问题专门向毛泽东请示。两人谈到福州军区的性质、台海局势、未来几年可能面临的情况，讨论得颇为细致。说到关键处，毛泽东笑了一句：

“我推荐一个人选好不好？那个打进汉城的好战分子，现在在哪里？”

短短一句话，把气氛点活了。彭德怀一听，心里立刻明白，说的不是别人，正是他在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老搭档之一——韩先楚。

这句“好战分子”，不是贬义。熟悉那段历史的人都知道，这是半带调侃的高度评价。敢打、会打、能打，这是对韩先楚最直接的概括。

不久之后，在军委的正式会议上，彭德怀顺势提出，由时任副总参谋长的韩先楚，出任福州军区司令员。表面看是一纸任命，背后却牵出了韩先楚几十年军旅生涯的铺垫。

三

回头看开国上将这57位，每一位都有自己的过人之处。有人长于统筹全局，有人精于政治工作，也有人以坚决勇猛著称。如果只谈打仗能力、实战指挥，能被点出来单拎一说的，将领不少，而韩先楚，是公认站在前列的那一类。

他身上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善于出奇制胜。换句话说，他经常不按常规出牌。正因为这样，在他的军旅生涯中，和上级意见不太一致的情况，并不罕见。

抗日战争后期，他在冀鲁豫一带就已经是独当一面的将领，先后担任八路军115师344旅代旅长、旅长，新三旅旅长兼冀鲁豫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正面硬拼，他能顶住；灵活机动，他更拿手。也正因为打仗太“猛”、成长太快，组织对他的安排，显得格外谨慎。

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韩先楚率抗大学员一大队奔赴东北。当时不少人觉得，他离开作战一线几年，有点“雪藏”的意味。其实，从干部培养的角度看，这更像是一次有计划的“沉淀”。

到延安之前，韩先楚的实践经验极其丰富，但理论基础和全局视野，还有待加强。到了延安，他先后在军政学院、军事学院、中央党校学习，参加整风运动，从作战指挥一步步走向战略思考。不得不说，这段学习，对他日后在解放战争东北战场、抗美援朝战场上的表现，有着极大影响。

四

韩先楚真正全面展现军事才能，是抵达东北之后。1945年抗战刚结束，东北局势复杂，各路力量交织。东北民主联军的一线部队，多由原来就在当地作战的主官担任指挥，一时之间，并没有预留给韩先楚特别耀眼的位置。

直到沙岭一战失利，四纵司令员吴克华被调至后方（有说法为因病休养），胡奇才代理司令员，罗荣桓才做出新的调整：调韩先楚任四纵副司令员。

这个任命，很快发挥了作用。胡奇才身体欠佳，许多具体作战指挥，由副司令员韩先楚负责。他熟悉一线、敢下决心，又善于因地制宜，四纵的整体作风，逐渐呈现出一种“翻身”的气象。部队在实战中屡出奇招，战果明显。

看到这一点，东北野战军总部将他牢牢记在心里。到1947年9月，他又调任三纵副司令员，三纵的战斗力随之明显提高。可以说，从东北战场开始，韩先楚从“敢打”的指挥员，成长为“会算账”的主官。

更早一些，1936年西征时，他和彭德怀之间的一段经历，也颇值得一提。那年5月18日，中央红军西征，彭德怀统一指挥红一、红十五军团两路西进，其中北路的主力，就是韩先楚率领的红78师。

途中经过定边城关，彭德怀考虑的是整体战略：如果久攻不下，可能拖累西征全局，所以主张绕开不打。韩先楚从前线实际情况出发，认为守军只是马鸿逵部一个营，畏惧红军，不敢死战；定边城墙不高，只要架上云梯，城是打得下来的。

面对既定命令与眼前战机，他最终选择了主动出击。结果证明，红78师只用了两个小时，就拿下定边。彭德怀后来发来贺电，但从更高一层的战略眼光看，这种“冒尖打法”，也确实存在整体考虑不够周到的问题。

这段经历，给彭德怀留下了深刻印象。多年以后，当他在朝鲜战场，请韩先楚出面“镇”38军、42军时，对这位“爱打仗”的指挥员，既有了解，也有分寸。

五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半岛局势骤然紧张，外部环境的变化，直接影响着东北的安全。为了应对最不利的可能，中央决定在东北集结精锐部队。

当时的调配方案大致是这样：从第四野战军抽调第38军、第39军、第40军、第42军，再配以炮兵第1师、第2师、第8师和一定数量的高射炮兵、工兵、战车部队，共约2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同时，十五兵团部与十三兵团部对调位置，便于统一指挥。

这一时期，韩先楚担任十二兵团第二副司令员，此前还兼任过40军军长。入东北前，40军军长一职已由副军长温玉成接任。随后，韩先楚赴东北，出任东北边防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

1950年10月8日，毛泽东正式下令，东北边防军改称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战场。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邓华任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洪学智、韩先楚任副司令员。

从这个安排就能看出大致分工：彭德怀抓全局，邓华从旁协同，洪学智主抓后勤保障，而韩先楚，集中精力在作战指挥上。这种布局，既照顾到战争的综合性，又把关键的“打仗”任务，压在最擅长的将领身上。

六

到第二次战役时，这种分工体现得尤其明显。那是1950年11月前后，志愿军在朝鲜北部山区刚刚顶住了敌军的第一轮大规模进攻。接下来要不要继续出击，怎么出击，关系极大。

经过反复研究，彭德怀与志愿军总部确定了第二次战役的部署：采取西顶东放的方式，在多个方向形成合围。38军和42军，承担的是中间突破、迂回包抄的任务，责任极重。

38军军长梁兴初，在第一次战役中刚被严厉批评过，心理压力不小。彭德怀担心关键时刻会畏手畏脚，于是找到韩先楚，希望他亲自到一线，坐镇指挥38军和42军。

“整个战役部署可以按刚才定的计划不变，”彭德怀说，“但你韩先楚要给我带上三十八军和四十二军担任中间突破，两个军要并肩行动，形成一个有力的拳头！”

韩先楚性格直爽，当场就答应下来。走出志愿军司令部，他没有任何耽搁，直接奔向38军军部。

七

38军在志愿军里是名副其实的主力，但“主力”这两个字，不是贴在口号上，而要写在战场成绩里。第一次战役后，梁兴初挨了不轻的批评，心里自然不好受。第二次战役再出问题，后果可想而知。

韩先楚到了军部，开口就很直接：

“闲话先不说，接受任务吧！我受彭总之命，下来指挥西线的三十八军和四十二军，整个战役就从你梁大牙这里开刀。”

他给梁兴初的任务，概括起来就两步：一是拿下德川，切断敌军东西联系；二是迅速绕到敌人后路，堵住其南撤通道。路线清楚，节奏极紧。

任务讲完，屋子里短暂安静了一会儿。梁兴初很少这样沉默。韩先楚看在眼里，故意加了一句：

“如果没有把握，那我可以叫四十二军先配合你们打德川，拿下德川后再克宁远……”

话说得似乎漫不经心，实际上是在激将。

“用不着，用不着！德川我们三十八军包了！”梁兴初忍不住当场打断。

韩先楚接着追问：“真的不用？梁军长，我可不想也挨彭总的骂啊？”

梁兴初“嚯”地站起来，话说得铿锵：

“军中无戏言！让彭总看看三十八军，到底是不是‘主力个鸟’吧！”

这一番对话，说的是气势，更是责任担当。

后面战场的发展，证明这份信心不是虚的。38军在第二次战役中大胆穿插，一路强攻德川，又先敌一步抢占三所里、龙源里，把敌军南撤的要道牢牢卡住。42军在侧相配合，形成合围之势。

这场战役中，38军从被怀疑到被肯定，韩先楚的作用，很难一笔带过。有经验的指挥员，在关键节点，既要敢下决心，又要懂得怎样把部队的士气充分调动起来。

八

因为第二次战役表现突出，到第三次战役时，韩先楚再次被推到更靠前的位置。那一阶段，他受命加强右路指挥，随作战部队渡过临津江，在江畔设立前指，紧贴前线运筹。

第三次战役打到后半程，志愿军第50军和第39军116师，与朝鲜人民军第一军团一道，攻入汉城。对于长期在被侵略阴影下走来的中国军队来说，在异国他乡拿下这样一座城市，意义极其特殊。

这一战，让世界重新认识了中国军人的战斗意志，也让指挥这场战役的诸多将领，被牢牢记在中央的心里。毛泽东后来提起福州军区人选时，提到的“拿下汉城的好战分子”，说的正是这一战后的印象。

不得不说，“好战分子”这四个字背后，是对韩先楚敢于动真格、勇于承担的高度肯定。

九

谈到1957年的那次任命，还有一段颇耐人寻味的插曲。毛泽东点名韩先楚去福州军区，看似水到渠成，没想到韩先楚接到消息后，脑子里冒出来的第一个念头竟然是拒绝。

这位在朝鲜战场上敢顶到最前沿的副司令员，在面对行政任命时反而犹豫起来，乍一看有些矛盾。其实，当时的福州军区是战备前沿，所涉及的并非单纯指挥作战，而是军事、政治、外交影响交织在一起的敏感岗位。换个角度看，他的迟疑，不是懦弱，而是对责任份量的清楚判断。

据当时的情况，韩先楚向毛泽东表达了自己的担忧，大意是：对福建地形、沿海布势不够熟悉，怕承担不好这样一个重要职务。这种说法，并非托词。当年在东北、在朝鲜，他熟悉的是山地、河谷、严寒条件下的作战，而福州军区面对的是复杂的岛链、海峡、一线城市与内陆山区并存的局面。

毛泽东起初并没有想到他会拒绝，一时也难免有些不高兴，大致意思是：“你是我军中的翘楚，不想去也得去。”话说得干脆，态度也很明确。

十

事情到这个地步，并没有马上僵住。韩先楚的老上级陈云后来出面做了进一步劝说。陈云深知台海局势的敏感，也理解福州军区的重要性。大致的意思，是既解释当前形势，又说明中央对他的信任，希望他从大局出发，放下个人顾虑。

一边是最高统帅的点将，一边是老首长的耐心劝说，加上对整体局势的再三思考，韩先楚最终还是答应了。不过，他没有完全被动接受，而是提出了一个颇为务实的建议：既然要他去福州军区，希望能同时考虑叶飞、宋时轮等熟悉当地情况的将领，一起分担沿海防务的重任。

这个建议看上去平常，其实颇见心思。一方面，他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在闽东、闽南一带的经验远不如本地出身或长期在此工作的将领；另一方面，也显露出一种集体作战、相互支撑的思路，不将复杂局面压在个人身上。

中央在综合权衡后，采纳了这一建议。1957年9月，韩先楚正式赴任福州军区司令员，并兼任军区党委书记。叶飞将工作重心转向福建地方，继续担任福建省委主要领导，同时仍兼任福州军区政委，从另一个层面参与军区工作。

这种安排，使福州军区在新旧交接中保持了连续性：一方面，引入了在东北、朝鲜战场上久经考验的军事指挥员；另一方面，又保留了对当地情况极其熟悉的老主官，避免出现上下脱节的局面。

十一

从1956年福州军区的设立，到1957年司令员的调整，看似只是机构与人事的变动，实际折射出的，是中央在沿海安全、台海局势、军队建设等多个层面的统筹。

福州军区地处前沿，但又不能简单看作“只会打仗”的地方。它既要有随时应对突发情况的战备能力，又要配合地方发展，安定民心；既要盯住对岸的动向，又要防范外部势力的插手和试探。这对司令员提出的要求，不止是“敢打”，更是“善算”。

从这个角度再看毛泽东提到的那句“好战分子”，就多了一层意味。韩先楚在战场上以善战、敢战见长，经历过西征、东北决战、抗美援朝的层层磨砺，又经过延安时期的系统学习，对全局的理解已不再是单线条。他身上的那股劲儿，在福州军区这样敏感而重要的岗位上，既是一种威慑，也是稳定军心、提振士气的关键因素。

十二

叶飞、韩先楚、宋时轮等人，在福州这块沿海热土交汇，构成了一个颇具代表性的组合。一位熟悉地方，全程参与福建从战争走向建设的进程；一位以硬仗闻名，把东北、朝鲜战场的经验带到东南沿海；还有一位对海防作战颇有研究，长期在东南战区活动。这种搭配，使福州军区在建国初期到五六十年代的沿海防务中，始终保持着比较清晰的方向感。

从1957年那次任命往前追溯，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将领从地方战斗、区域作战，走向大兵团作战，再走向要地防务的路径；往后延伸，则是新中国在复杂外部环境下，逐步完善国防布局的一环。每一步，都不是随意而为，而是在多次战争经验基础上做出的审慎选择。

值得一提的是，韩先楚到了福州军区，并没有一味延续原先那种“猛打猛冲”的风格，而是根据沿海特点，更多考虑整体防御体系的完善、前沿与纵深的配合。这种由“攻”转“守”的转变，本身就是对时代要求的一种回应。

从西北的定边，到东北的雪原，再到朝鲜的临津江畔，最后落脚在福州这片沿海城市，韩先楚的经历，串联起的是一条极具代表性的轨迹：个人性格、战争实践与国家战略需求，在不同时间节点上的交汇与调整。

这也是1957年福州军区司令员人选之所以值得细细咀嚼的原因——一纸调令背后，藏着的是时代局势的风向，也是那些身处风口浪尖的将领们，如何在大局之中找到自己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