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辈子最痛的事，是背着亲手做的嫁妆进城送女儿出嫁，却连女儿的面都没见着。

我是个老裁缝，守着小镇上一间小小的裁缝铺，一辈子和针线打交道。就一个女儿，十八岁那年，她说要去省城纺织厂做工，我没拦着，只给她缝了一整套新衣裳，千叮咛万嘱咐，让她照顾好自己。

女儿走后，我每天守着裁缝铺，盼着她来信、盼着她回家。她每月都会寄信回来，说厂里的日子挺好，让我别担心。

转眼三年过去，一天，我收到了女儿寄来的包裹，拆开一看，是一双红缎婚鞋。

鞋面上绣着鸳鸯，针脚细密，一看就是她亲手绣的。包裹里还有一张字条，字迹娟秀：“爹，厂里给我介绍了个技术员，人很好，年底就结婚，您不用惦记。”

我拿着那双红绣鞋，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又喜又酸，喜的是女儿长大了，要成家了；酸的是，她要在外地扎根，不能陪在我身边了。

从那天起，我关了裁缝铺的门，日夜不停地赶制嫁妆。棉衣、棉被、床单、被套，还有我亲手缝的几件新衣裳，每一件都透着我的心意，我想让女儿风风光光地嫁出去。

年底一到，我背着沉甸甸的嫁妆，坐了一天一夜的车，终于到了女儿所在的省城纺织厂。

按照女儿字条上的地址，我找到了婚礼现场。锣鼓喧天，张灯结彩，很是热闹。可我挤进去一看，整个人都僵住了。

新郎是个五十多岁的男人，穿着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哪里是什么技术员，分明是个干部模样。而新娘，穿着红嫁衣，戴着红盖头，我一眼就看出来，那不是我的女儿。

我冲上去，抓住身边一个厂里的人，急着问：“我女儿呢？我女儿阿云呢？这不是她的婚礼吗？”

那人眼神躲闪，支支吾吾，半天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只一个劲地劝我：“大爷，您认错人了吧？这里没有您说的人。”

我知道，他们在骗我。我没走，在厂里附近的招待所住了下来，每天都去厂里打听女儿的消息，一个个问，一个个求。

就这样，耗了半个多月，终于，厂里的一个老门卫，看不下去了，偷偷拉着我，说了真相。

他说，我女儿怀孕了，孩子的父亲，是厂里的党委书记。为了保住那个干部的前途，厂里就安排了一场假结婚，让我女儿嫁给一个快要调离的老工人。

孩子生下来之后，就被送人了，而我女儿，被调到了遥远的边疆农场，还被警告，永远不准回来。

我听完，浑身发冷，像被人泼了一盆冰水，连站都站不稳。我可怜的女儿，她得多害怕，多无助啊。

我想起了那双红绣鞋，想起了她字条上的话，眼泪止不住地流。我不敢想象，她写下那些话的时候，心里是何等的绝望。

后来，我打听着，孩子被送到了城里的福利院，又被人领养了。我在福利院门口，蹲守了半个月，风吹日晒，不敢离开一步。

终于有一天，我看到一个女人，抱着一个婴儿从福利院里出来。那婴儿的脚上，竟穿着一双红缎鞋——正是我女儿寄回来的那双，被人转赠给了这个孩子。

那是我的外孙，是我女儿唯一的念想。我激动得浑身发抖，起身就要冲上去认他。

可我刚迈出一步，就被福利院的院长拦住了。她冷冷地说：“大爷，这孩子是何局长领养的，你一个乡下人，别自不量力，惹上麻烦。”

我看着那个抱着孩子远去的背影，看着那双熟悉的红绣鞋，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发不出一点声音，眼泪模糊了双眼。

我终究，还是没能认下我的外孙。

我背着那沉甸甸的、没送出去的嫁妆，回了小镇。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所有的嫁妆，都锁进了家里的樟木箱里，再也没打开过。

每年，到了女儿生日那天，我都会做一碗汤圆，放在院子里的空椅子上，就像以前，她还在身边的时候一样。我坐着，看着那碗汤圆，一言不发，坐很久很久。

转眼，十年过去了。

有一天，一个穿军装的年轻人，找到了我的裁缝铺。他身姿挺拔，眉眼间，有几分我女儿的影子。

他说，他是我女儿的儿子，当年被何局长收养，如今考上了军校，特意来小镇，找他的外婆，找他的外公。

他从包里，拿出一张泛黄的照片，照片上，我女儿抱着襁褓中的婴儿，眼神空洞，没有一丝笑意，看着让人心疼。

我看着照片，看着眼前的年轻人，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我多想，抱着他，告诉他，我是他外公。

可我终究，还是没相认。我从抽屉里，拿出一双手工布鞋，那是我特意做的，尺码和他的脚刚好合适。

我把布鞋，塞进他手里，声音沙哑：“你妈……会做这个。”

年轻人接过布鞋，红了眼眶，重重地给我鞠了一躬。我别过头，不敢看他，怕自己忍不住，说出真相。

他走后，我坐在裁缝铺里，看着那张泛黄的照片，手里攥着一双没缝完的布鞋，眼泪，一直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