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伯四十八岁，在城里当仓库管理员十五年，右手搬货搬得变了形，最后却被公司以“业务调整”辞退，连一分补偿都不肯给。

他是从乡下进城的务工者，没什么文化，只会埋头干活。仓库里的货，重的轻的，他都一手扛，十五年下来，右手的指关节肿得老高，弯都弯不直，成了永久性的变形。

他以为，勤勤恳恳干活，就能安安稳稳干到退休，能给老家的堂妹攒够大学学费。

可没想到，公司突然通知他，业务调整，用不上这么多仓库管理员了，让他收拾东西走人，没有经济补偿，连这十二年的加班费，也说没有记录，一分都不给。

我大伯急了，他每天加班，有时候忙到深夜十点多，怎么可能没有加班费？可公司一口咬定，考勤记录里，他都是正常下班，没有加班痕迹。

他心里清楚，考勤机被动手脚了。每晚下班，他都用手机偷偷拍考勤机，指纹打卡的时间，总被后台篡改成正常下班点。

但他不怕，考勤机的边缘，总留着他右手变形的指印——那是他常年打卡，刻在上面的痕迹，擦都擦不掉。

他一共攒了三十七张照片，都拍得模糊，却能看清考勤机上的时间，还有边缘那道显眼的指印。

这些照片，他没存在手机里，也没藏在出租屋，而是小心翼翼地夹在堂妹小学的作业本里。

他跟老乡说：“纸比手机安全，他们就算找上门，也不敢撕孩子的作业，这是我闺女的念想，也是我的证据。”

协商不成，我大伯咬了咬牙，找了法律援助，把公司告上了仲裁庭。

仲裁庭上，公司的律师看着他拿出的三十七张模糊照片，冷笑一声：“单方拍摄，没有第三方佐证，属于无效证据，不能算数。”

周围的人都替他捏了把汗，我大伯却异常平静，他默默从口袋里，掏出一沓泛黄的纸条，轻轻放在桌上。

那是工友们手写的便签，每张上面都写着“今晚加班至10点”“我和他一起加班到深夜”，落款处，有工友的签名，还有具体的日期。

“这些，都是和我一起加班的工友写的，他们都能作证。”我大伯的声音沙哑，却字字清晰，右手因为紧张，微微发颤，变形的指关节，格外显眼。

律师的脸色变了，再也没了之前的傲气。

没过多久，仲裁结果出来了——支持我大伯的诉求，公司需支付他十二年的加班费，加上违法辞退的赔偿金，一共八万二。

听到这个结果，在场的人都替他高兴，可我大伯没有欢呼，也没有笑，只是慢慢站起身，走出仲裁委。

他蹲在仲裁委门口的台阶上，掏出手机，拨通了老家的电话，声音温柔得不像话：“闺女，爸赢了，爸的指纹……能换你大学学费了。”

电话那头，堂妹的哭声传来，我大伯挂了电话，用粗糙的手背，擦了擦眼角的泪。

半年后，在之前上班的工厂门口，多了一个小小的修鞋摊。摊主，正是我大伯。

他的修鞋摊很简单，一张小马扎，一个工具箱，摊位的显眼处，贴着一张小字条，字迹歪歪扭扭，却看得清清楚楚：“免费帮工友修考勤卡”。

每天，都有工友来他这里修考勤卡，他一边修，一边跟大家说：“考勤卡要保管好，加班的证据，更要留好，别让自己的辛苦，白白白费。”

他的右手依旧变形，却稳稳地拿着针线，一针一线，修着工友们的考勤卡，也修着那些和他一样，在城市里默默打拼的人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