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省城那张折叠成四方的旧报纸上，看见“自己”获封省模范教师的消息的。

那天村头供销社的喇叭里还在放着费翔的歌，我手里攥着那张发黄的报纸，盯着照片上那个清秀、文静的女人看。

她穿着深蓝色的列宁装，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笑得极其克制。

那是我亲妹妹。

但报纸下的落款，清清楚楚写着我的名字。

那是我原本该拥有的名字，也是我原本该有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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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二年的夏天特别热，录取通知书寄到村委会那天，我正带着妹妹在后山割草。

那是我们全村第一个大学生。

可就在拆开信封的第三天，邻居家的小孩掉进了满水的枯井里。

我跳下去救人的时候，右手臂被井壁突出的石块生生别断了，神经坏死，这只手从此只能像截枯木头一样挂在肩膀上。

那时候的体检严，一个残废是进不了大学校门的。

爹在炕头抽了一夜的旱烟，第二天他看着正蹲在院子里洗衣服的妹妹，说：“娃，你哥这辈子毁了，但这名额不能废，你顶他的名字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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妹妹走的那天，连个包都没带，就穿了我的一件旧衬衫。

她回头看我的时候，眼里全是惊恐。

我用那只完好的左手推了她一把，我说：“去吧，从此你就是我，替我多读点书。”

之后三年，家里每个月都能收到省城寄来的汇款单，不多不少，十五块钱。

信里从来只有一句话：我一切都好，别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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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后还是攒够了路费，背着一袋子晒干的红薯干，进了省城。

我按照报纸上那个小学的地址找过去，在校门口守到黄昏。

下课铃响了，一群戴着红领巾的孩子围着一个女人走出来。

她比照片上更瘦，脊背挺得笔直，举手投足间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书卷气。

她身边跟着一个穿中山装的男人，男人看起来大她十几岁，眼神里带着一种说不出的审视感，正自然地接过她手里的教案。

我躲在校门口的大槐树后面，喉咙像被火烧过一样，一声“妹”怎么也喊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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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我悄悄跟到了她住的家属院。

趁那个男人下楼打水的空档，我敲开了那扇漆成枣红色的木门。

她开门看见我的那一刹那，手里的搪瓷杯子直接摔在了地上，水溅了一地。

她没有哭，也没有扑上来叫哥，而是迅速把我拉进屋，反手关死门，眼神里全是藏不住的惊慌。

她压低声音说：“你怎么来了？你不该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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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里的陈设很讲究，有缝纫机，有收音机，墙上还挂着她和那个男人的结婚照。

我看着她那双原本粗糙、现在却变得白皙修长且握着钢笔的手，心里一阵发酸。

我说：“妹，哥想带你回家，咱不冒名顶替了，哪怕回村里种地，心也是安稳的。”

她听完，自嘲地笑了笑，眼泪这才掉下来。

她说：“回不去了。那个男人的父亲是教育局的，我这身份是他们家一手遮天办下来的。”

她抓着我的袖子，手指用力到指关节发白。

她说：“哥，我现在不只是你，我还是他们家的儿媳妇，是全校的模范。如果我回去了，这一屋子的体面就全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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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男人上楼的脚步声在走廊里响起来，沉重而规律。

妹妹像是被雷劈了一样，猛地站起身，把我往阳台的暗处推。

她盯着我的眼睛，声音颤抖得像秋天的树叶。

她说：“哥，求你了，就当那个大学生已经死在八二年的夏天了。你继续当你的残疾人，我继续当我的模范教师。”

“现在的这个‘我’，是咱们全家唯一的指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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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出那个家属院的。

省城的路灯真亮啊，照得人没处躲藏。

我低头看了看自己那条晃晃荡荡、毫无知觉的右手，又想起她刚才看我时那种混合着愧疚与厌恶的眼神。

在那一刻，我突然意识到，那个曾经跟我一起在山上割草、会分给我半块红薯的妹妹，已经真的消失了。

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只有报纸上那个光鲜亮丽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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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背着那袋子红薯干，走在回火车站的路上。

路过一个垃圾桶时，我迟疑了一下，还是把红薯干端端正正地放在了盖子上。

回到村里后，爹问我见到人没。

我摇了摇头，坐在门槛上，用左手笨拙地给自己点了一根烟。

“找错了，”我说，“城里没那个人。”

那天以后的几十年，我再没出过大山。

有时候我在想，如果那天我没跳进那口井，现在的我会是在哪里，又在过着谁的人生呢？

要是你，你会推开那扇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