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作家史铁生突发脑溢血，医生问他的妻子陈希米：“救不救？”没想到陈希米却说：“让他走吧，”随后，史铁生浑身抽搐，不久后离开了人世。 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北京朝阳医院ICU病房里，那台从前一天晚上，就开始嘀嘀乱叫的监护仪突然哑巴了。 屏幕上那条原本像心电图一样折腾不休的曲线，最后拉直成了一道刺眼的绿色光线，像把刀子一样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 就在几个小时前，病房外的长椅上，其实已经进行了一场无声的博弈，陈希米手里的笔尖，因为用力过猛，直接戳破了“放弃治疗同意书”的薄纸。 医生的诊断硬得像块石头，砸得人发懵：脑溢血面积太大，就算倾家荡产救回来，最好的结果也就是个植物人。 这根本不是一个简单的医疗决策，而是一个要把人心撕碎的两难赌局：是靠着插管子、上机器，强行维持那具早已千疮百孔的躯壳，还是保全那个曾经放话“宁可死也不要变傻”的高贵灵魂？陈希米咬着牙，选了后者。 她太懂他了，那个在轮椅上跟死神辩论了半辈子的男人，怕的从来不是死，而是思维枯竭、灵魂被困在没有意识的肉体里的那种羞辱。 很多人只记得他是那个写出漂亮句子的作家，却忘了他更像是个被困在血肉囚笼里的“终身服刑者”。 后来遗体解剖的时候，在场的医生看到一处细节都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史铁生的右手食指第一指节上，长着一层厚得惊人的老茧。 那不是写字磨的，那是整整30年，手掌一次次用力转动轮椅手轮，与那个冰冷的铁圈，千万次摩擦留下的“案底”。 时间要是切回1972年，那时候根本没有作家史铁生，只有一个被医院判了“无期徒刑”的21岁瘫痪知青。 他曾经绝望得像头困兽，发疯一样撕扯床单，试图把它们拧成绳套，挂上房梁了结自己，甚至把手伸向电门，短路迸出的火星点燃了窗帘，把那种绝望烧得劈啪作响。 但这具身体的溃败远没结束，1998年，尿毒症像个不请自来的恶客，接踵而至。 血液在透析机里体外循环，一周三次，身体被掏空再填满，他曾指着那管猩红的液体自嘲：“看，这颜色配我那本《我与地坛》的封面正好。” 所谓的“职业是生病，业余是写作”，其实是一场以痛苦的肉体为燃料的精神炼金术。 这场仗，光靠他一个人根本打不下来，前半程给他当“人肉垫子”的，是那位49岁就因为积劳成疾吐血离世的母亲。 她背着比自己还沉的儿子，在雪地里摔倒时，本能地用自己的身体垫在下面，她向儿子隐瞒了肝癌晚期，那种撕心裂肺的剧痛，用自己的一条命，换来了那句震耳欲聋的遗言：“好好活。” 这三个字，成了史铁生在地坛枯坐多年才参透的禅机。 后半程接棒的，是1989年“顺水漂来”的陈希米，右腿轻残的她和双腿瘫痪的他，在命运的安排下完成了一次近乎完美的咬合。 在重症监护室里，曾出现过连医生都无法解释的现象：只要陈希米在场，握着他的手，监护仪的数据就能平稳下来，她一转身离开，数值就开始狂乱跳动。 那个凌晨的最后时刻，处于弥留之际的史铁生，手还在空中胡乱比划，陈希米凑近了耳朵才听懂，那是“抽屉”和“协议”的手势——他指的不是什么遗产，而是1998年就早早签好的器官捐献书。 天亮后，他的肝脏在天津一位患者体内复苏，角膜让两位盲人重启了光明，他像蒲公英一样把自己拆散了，彻底逃离了那把禁锢他38年的轮椅。 他走了，但留下的那种像幻肢痛一样的感觉，至今还在文坛隐隐作痛，余华在后来的签售会上，曾下意识地划掉刚写好的名字，郑重地签下了“铁生”二字，苏童只要听到“轮椅”两个字，眼神就会瞬间黯淡下去。 而在地坛边上，一家由他朋友开的体育用品店，挂起了一个奇怪的招牌：“再活活看”，这四个字比任何文学奖项都沉重，它是史铁生用一生的苦难，为普通人提炼的生存信条。 2010年的那个凌晨，他其实不是死了，而是赴约去了，那个在地坛荒园里窥探神意的青年，终于站了起来，大步流星地走进了属于他的清晨。 信源：搜狐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