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八路军山东纵队临淄独立营营长王砚田叛变，侦察科长刘锡琨知道后就去劝阻，进村后，他感觉不对劲，就说：“听说你要投奔日本人，能不能带上我一个？” 村口的老槐树还跟去年一样，枝桠光秃秃的，可空气里的味道变了。往常来独立营，老远就能听见士兵操练的吆喝声，今天却静得吓人，连狗吠都没有。刘锡琨攥紧了腰间的驳壳枪，枪柄被手汗浸得发滑——他跟王砚田是打小一起长大的同乡，1938年一起拉着十几个人参军，摸爬滚打三年，从普通战士熬到营级干部，当初在火线上，王砚田还替他挡过一颗子弹。 可自从去年冬天日军开始“铁壁合围”大扫荡，一切都变了。临淄一带的根据地被搅得支离破碎，粮食弹药紧缺，战士们常常饿着肚子打仗，冬天连件完整的棉衣都没有。刘锡琨听说，王砚田最近总跟手下抱怨“再打下去就是死路一条”，还偷偷跟维持会的人有来往，他起初不肯信，直到昨天收到确切消息：王砚田已经跟日军驻临淄的小队联系好了，就等着交接队伍。 “你小子怎么来了？”王砚田从屋里出来，穿着件崭新的棉袄，脸上带着不自然的笑，身后跟着两个挎着三八大盖的士兵，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刘锡琨，透着股敌意。刘锡琨心里咯噔一下，之前跟王砚田约定在村西头的破庙里见面，他却直接把人带到了营部，这架势，明显是早有防备。 他故意松了松肩膀，装作一脸疲惫：“还能为啥？跟着队伍苦熬三年，顿顿吃野菜，身上的伤就没断过，我也累了。”他瞥见王砚田桌上摆着两盒日本饼干，那是日军特供的东西，寻常百姓根本见不到，心里的火气往上涌，却硬生生压了下去。“听说你找了条好出路，我琢磨着，咱兄弟一场，你总不能忘了我吧？” 王砚田皱了皱眉，眼神里满是怀疑：“你不是一直说，要跟鬼子干到底吗？”“那是以前傻！”刘锡琨提高了嗓门，故意装出愤愤不平的样子，“上次突围，我差点被鬼子的刺刀挑了，要不是跑得快，早就成了炮灰。你看咱现在，人少枪少，粮食都不够吃，迟早得被鬼子消灭，不如早点投奔他们，至少能有条活路，还能混个官当当。” 他一边说，一边偷偷观察屋里的动静，墙角藏着两个陌生面孔，穿着便衣，却透着股军人的干练，八成是日军派来的眼线。刘锡琨心里清楚，这时候硬劝没用，王砚田已经铁了心叛变，自己要是直接戳破，恐怕连村都出不去。他想起出发前，政委叮嘱他“能劝则劝，不能劝就安全回来”，可看着眼前这个曾经并肩作战的兄弟，他实在不甘心。 “你要是真心想跟我走，就得听我的。”王砚田沉默了半天，终于开口，语气里带着一丝得意，“明天一早，我带着队伍去临淄城交接，到时候你跟我一起去见太君，我保你能当个排长。”刘锡琨点点头，心里却在盘算着对策：今晚得想办法把消息传出去，让根据地的同志做好防备，不能让王砚田带着队伍投靠鬼子，给八路军造成损失。 当晚，王砚田把刘锡琨安排在村东头的一间民房里，派了两个士兵看守。刘锡琨假装累得倒头就睡，等半夜士兵睡熟了，他悄悄起身，从鞋底掏出藏着的半截铅笔和一张卷烟纸，快速写下“王砚田明日投敌，速做防备”几个字，又把纸折成小团，塞进墙缝里——他知道，村里有个姓张的老汉，是八路军的地下交通员，每天清晨都会来这附近挑水。 可没想到，天还没亮，王砚田就带着人闯了进来。“你小子耍我！”王砚田一把揪住刘锡琨的衣领，手里拿着那张纸条，脸色铁青，“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居然想给八路军报信！”原来，看守的士兵起夜时发现了墙缝里的纸条，立刻报告了王砚田。 刘锡琨挺直了腰杆，挣脱他的手：“王砚田，你我兄弟一场，我劝你回头！鬼子是什么东西？他们烧杀抢掠，害了多少中国人，你投靠他们，就是千古罪人！”“少跟我来这套！”王砚田红着眼，“我受够了挨饿受冻的日子，我要活下去！”他挥了挥手，士兵们立刻围了上来，把刘锡琨捆了起来。 被押到村西头的空地上时，刘锡琨看见张老汉已经被绑在树上，身上满是伤痕——他报信的事暴露了。王砚田拿着枪指着他：“现在反悔还来得及，跟我去见太君，不然我现在就崩了你！”刘锡琨笑了，笑得很坦然：“我刘锡琨生是八路军的人，死是八路军的鬼，想让我投靠鬼子，做梦！” 枪声在清晨的田野里响起，刘锡琨倒在血泊中时，眼里还望着根据地的方向。后来，王砚田带着一部分士兵投靠了日军，成了人人喊打的汉奸，不到半年，就被八路军武工队歼灭在一次偷袭中。而刘锡琨的故事，一直在临淄一带流传，老乡们说，他是个有勇有谋的硬汉子，用自己的命，换来了根据地的安全转移。 在民族危亡的时刻，忠诚与背叛往往只在一念之间。王砚田为了苟且偷生，背弃了信仰和兄弟情谊，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刘锡琨则用生命诠释了何为忠诚，何为担当。这样的选择，考验着每一个身处乱世的人，也让我们明白，真正的英雄，从来都能在诱惑与危难面前，守住内心的底线。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