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王维国释放后，被安置到河北邯郸永年县居住，落户于永年县民政局干休所。他刚到这儿时，总是独来独往，见人不怎么说话，周身透着一股不愿被打扰的疏离感。 13岁那年，王维国就主动加入当地反帝同盟的分支，一头扎进宣传工作里，做事勤快又积极，从不偷懒。十四岁时转入青年团体，依旧忙着动员民众、传递消息，把精力都放在了这些事上。 十九岁返乡恰逢抗日热潮，他没半点犹豫就投身其中，凭着敢闯敢拼的劲儿，很快在游击队里站稳脚跟，成了核心骨干。一年后升任元氏县抗日游击大队政委，带着队伍在乡下袭扰敌人补给线。 后来队伍编入正规军，他跟着部队在太行山区辗转作战，先后扛起团长、政委的担子，几次指挥对日战斗都打得漂亮，也因此立下不少功劳。山里条件极差，他却始终咬牙坚持，还获过表彰。 解放战争打响，他继续留守前线带兵，跟着部队推进到平原，跨河流、打围歼，和国民党部队周旋。敌方曾悬赏捉拿他，他却毫不在意，依旧灵活转移阵地，组织队员开展反击作战。 全国解放后，他获评二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二级解放勋章。1949年年底接到命令，参与组建人民解放军首个空降师。那会儿空军刚起步，没经验可借鉴，他牵头负责训练工作，一步步摸索推进。 五十年代，他调任第十九师，先后任副政委、政委，专心负责部队政治工作。期间因身体原因休养两年，康复后于1962年调往上海，担任空军第四军政治部副主任，没多久就升任主任。 1965年他被调去杭州，出任空军第五军副政委。任职时间不长，1966年便重返上海，担任空军第四军第一政委。那些年，他心思全放在部队思想引导和日常管理上，整日里忙得脚不沾地。 1985年刑满释放后，他就被安置在永年县这处干休所落户。干休所位置适中，离市区不远不近，很适合静养。周围人很快发现，他性子冷淡，总是绷着脸，既不爱笑也不爱与人闲谈。 尤其对过去的经历，他更是绝口不提，半句都不愿多讲。邻居们都懂分寸，和他相处时格外谨慎，从不会触碰那些可能惹他不快的话题，彼此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 刚到干休所时，他体格还算壮实，可没几个月就明显消瘦，原本合身的衣服穿在身上空荡荡的。去医院检查后，确诊是严重的骨髓纤维化，这种病极其折磨人，疼起来直冒汗。 即便疼得难受，他也从不对外抱怨，更不轻易表露痛苦。相关部门特意从上海请来专家会诊，专家仔细检查后表示，以他的病情，最多还能维持七八年的时间。 在永年县的日子过得格外平淡，他每天早起出门走一走，下午就待在屋里静坐，从不和人深交。邻居们偶遇时和他打招呼，他也只是轻轻点头回应，不多说一个字。 体重还在持续下降，脸瘦得凹陷下去，皮肤也变得苍白无血色。病情加重后，他多数时间都躺在床上静养，家里雇了保姆帮忙打理家务，侄女偶尔会过来探望，捎带些生活用品。 他向来不愿麻烦别人，日常饮食简单朴素，每天都按时服药，可病情始终没有好转的迹象。按照专家嘱咐定期去医院复查，每次抽血检查都忍着不适，全程没哼过一声。 每个月生活费有限，他花起来格外节省，买菜专挑便宜的，衣服穿破了就自己动手缝补，从不舍得买新的。他尽量减少出门次数，大多时候待在屋里翻旧报纸，以此打发漫长时光。 周围居民都知晓他的情况，都很自觉地不打扰，让他能安安静静度过晚年。后来病情进一步恶化，他走路都变得困难，必须拄着拐杖才能挪动几步，走不远就得住脚喘气。 医疗保障还算到位，医生会定期上门给他量血压、开药方，他都乖乖照做。偶尔需要去医院就诊，都是侄女陪同前往，帮忙排队取药、打理杂事，替他分担不少。 永年县乡村的空气清新宜人，可对他来说，这样的日子只剩煎熬，不过是一天天挨着时光。1993年6月6日，他在邯郸市第一医院离世，享年七十四岁，临终时只有保姆和侄女在侧。 子女们接到消息后，陆续从各地赶来处理后事。他的遗体停放十二天后才进行火化，最终骨灰由大儿子王大章带走，整个后事办得极为低调，没有多余仪式，悄无声息就结束了。 前半生在战场上摸爬滚打，扛过枪、立过功，管过部队大小事务，忙得脚不沾地。晚年却守着一间屋子，伴着病痛独处，连过往都不愿提及，这般落差，让人忍不住唏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