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11 月底，广州 32 岁程序员高广辉在周六清晨于家中猝死，引发全网对“隐形加班”与过劳文化的集中声讨。事件本身并不复杂，却像一面镜子，把个体、企业、制度三层结构性困境一次性照了出来。 一、个人层面：被“奋斗叙事”异化的身体 高广辉出身普通，靠加班一路做到部门经理，日记里写“命运和挫折让我慢慢成长”。但在病历的“既往史”栏里，医生写的是“程序员，经常熬夜，工作强度大”。当“成长”被简化为工时堆砌，身体就成了被无限透支的信用卡；当“自律”被等同于 24 h On Call，猝死不再是意外，而是概率累积的必然。 二、企业层面：把“人力”当“算力”的管理模式 事发当天是周六，他仍 5 次登录公司 OA；抢救期间被拉进工作群，去世 8 小时后还收到同事私聊“周一有急任务，要把这个改一下”。这说明公司已经把“随时响应”写进默认条款，把隐形加班嵌进 KPI。高广辉不是不懂健康重要，而是制度性的“加班考核”让他不敢停；一旦停下来，绩效、晋升、团队位置都可能归零。 三、制度层面：工伤认定滞后于工作方式演进 公司虽申请了工伤，但按照现行规则，非工作场所、非工作时间的突发疾病，认定成功率极低。当远程办公、弹性打卡已成常态，法律仍要求“工作时间+工作岗位”双重证明，等于把“隐形加班”排除在保护之外。制度空白让企业有恃无恐，也让员工在维权时几乎举证不能。 四、舆论层面：别把悲剧简化为“个人不会说‘不’” 每次猝死新闻下，总会出现“自己不会拒绝加班”“年轻人要懂得摸鱼”之类的评论。这种归因轻巧却残忍：它把结构性暴力转嫁给个体，把“不得不”偷换成“不会选”。当房租、育儿、35 岁危机、AI 替代焦虑层层叠加，“拒绝”往往意味着被淘汰。真正该问的不是“他为何不加完班去健身”，而是“为何加完班已凌晨、第二天还得 9 点打卡”。 五、出路：把“休息权”做成可执行、可问责的硬规则 1. 立法端：尽快明确“居家加班”“微信待命”也算工作时间，猝死举证责任倒置，由企业提供“非过劳”证据。 2. 执法端：劳动监察把抽查工时、倒查微信/钉钉记录作为常态动作，对超时加班顶格处罚，让违法成本高于“人力红利”。 3. 企业端：把“团队平均工时”写进高管考核，与奖金、晋升直接挂钩，倒逼管理层主动砍需求、加人头，而不是无限榨取现有员工。 4. 个人端：再宏大的职业叙事，也抵不过一次心跳骤停；学会给生命设“熔断机制”，到点关机、周末失联，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家人负责。 高广辉的猝死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当“奋斗”被异化为全天候待命，当“责任”被偷换成 24 h 响应，每一条代码都可能成为压垮心脏的最后一根稻草。社会需要停止在悲剧发生后才集体“心疼三秒”，而把心疼前置为制度——让上班只是上班，让周末真正是周末。毕竟，生命没有 Debug 模式，死了就是死了，跑不通就是永远跑不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