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如果不是他当年假扮乞丐，冒着枪林弹雨，日夜奔走1400公里，将50毫克镭安然送到目的地，那么我国原子弹的研究之路恐怕将更加艰难和曲折。 1937年，盧沟桥的枪声打破了北平的宁静，清华园也没能幸免。日本人的铁蹄踏进了校园，师生们被迫四散流亡。那时候，大家逃命都来不及，金银细软都恨不得扔了嫌沉，可赵忠尧心里却惦记着一样东西。 那样东西，就是清华大学物理系实验室里的50毫克镭。 在当时，镭是全世界都稀缺的放射性元素，更是核物理研究的“火种”。没有它，这就好比做饭没米，打仗没枪，中国想要搞任何核物理实验都是痴人说梦。日本人也盯着这块肥肉，一旦落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 赵忠尧当时已经逃到了昆明，但他一听说镭还在北平，二话没说，转身就往回跑。大家可以脑补一下那个画面：漫天烽火，所有人都在往南逃，只有一个瘦弱的书生，逆着人流，冒死潜回了已经被日军占领的北平。 这一趟，就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 他潜回清华园，在梁思成的掩护下，偷偷溜进实验室。由于镭具有强放射性，必须装在特制的铅罐里。那个铅罐不大，但死沉死沉的。 拿到了镭，怎么运出去？这才是最要命的。 那时候到处是日军的关卡，搜身那是家常便饭。如果你西装革履，提着个沉甸甸的箱子，日本人一眼就会把你扣下。赵忠尧是个聪明人，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装疯卖傻”。 他把那只装着镭的铅罐，放进了一个不起眼的咸菜坛子里。这还不算，他把自己那身体面的西装脱了，换上了一身破破烂烂的旧衣服，脸上抹得黑一道白一道，头发弄得乱七八糟。往路边一蹲，活脱脱就是一个逃难的叫花子。 就这样，他混在难民堆里，开始了那场足以载入史册的1400公里长征。 这1400公里，不是坐高铁，也不是坐大巴，甚至连驴车都很少坐。大部分时间，他只能靠两条腿走。 我们要知道，那个铅罐虽然只有那点镭，但为了屏蔽辐射，罐体本身非常沉。赵忠尧不管是白天走路，还是晚上睡觉，这个咸菜坛子从来不离手。晚上露宿荒野，他就抱着坛子睡，甚至把坛子压在身下。 为什么？因为这是国家的命根子。 这一路上，他吃尽了苦头。为了躲避日军的盘查，他专挑荒山野岭走。鞋底磨穿了，脚底板全是血泡，破了又磨，磨了又破。要是遇到土匪劫道，他就装得更像乞丐一样，哆哆嗦嗦地把破坛子紧紧护在怀里，嘴里说着胡话。土匪看他这副穷酸样，也就是个要饭的疯子，还要抱着个破咸菜坛子当宝贝，嫌晦气，往往踢两脚就放行了。 谁能想到，这个被土匪嫌弃的“破坛子”里，装着中国核工业的未来？ 有一次，他好不容易挤上了一辆逃难的卡车。车上人挤人，根本没地儿下脚。赵忠尧死死地抱着坛子，缩在角落里。车子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颠簸，每颠一下，那个沉重的铅罐就狠狠地撞击他的胸口和肋骨。 到了长沙，见到梅贻琦校长的时候，赵忠尧已经人不人鬼不鬼了。他身上的衣服成了布条，整个人瘦得脱了相，只有那双眼睛还亮得吓人。他颤颤巍巍地把手里的咸菜坛子放在桌上，眼泪刷地流了下来，说了一句让在场所有人都泪崩的话：“校长，东西在，我也在。” 这短短几个字，分量重得让人喘不过气。 这50毫克镭，后来成了西南联大物理系最宝贵的资产。在这个简陋的实验室里，赵忠尧用这这点镭，开设了中国最早的核物理课程。 大家看看他的学生名单吧：杨振宁、李政道、邓稼先、朱光亚、钱三强…… 可以说，后来中国搞原子弹的那批骨干，不管是直接还是间接，都受过这50毫克镭的“恩惠”。如果没有赵忠尧当年那场乞丐般的逃亡，中国的核物理教学可能会出现断层，咱们的原子弹研究，起步绝对不会那么快。 有些事，咱们现在回头看，觉得那是传奇。但在当时，那不仅是苦难，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信念。 赵忠尧这个人，一辈子都在“错过”。 他在美国留学时，其实是全世界第一个观测到正负电子湮灭现象的人。按理说，这个发现足以让他拿诺贝尔物理学奖。可是，因为当时的实验条件限制，加上西方科学界对中国人的偏见，这个荣誉最终颁给了后来证实这一现象的美国人安德逊。 连安德逊自己都承认，赵忠尧才是第一人。 赵忠尧回国后，只想做一件事：让中国不再受欺负。 为了买加速器，他在美国省吃俭用，连一杯咖啡都舍不得喝；回国时，为了把那些精密仪器运回来，他被美国特工关进监狱，甚至被威胁要“人间蒸发”。但他就像当年抱着咸菜坛子一样，死死咬住不松口，最终把器材带回了祖国。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爆炸成功。 当那朵巨大的蘑菇云腾空而起的时候，整个中国都在欢呼。而在北京的一个角落里，已经年过半百的赵忠尧，看着报纸上的消息，只是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那朵蘑菇云里，有他当年誓死守护的镭的影子；那个爆炸声里，有他当年穿着烂草鞋、抱着咸菜坛子一步步丈量出来的回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