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时候，苏州有一个商人，长年在外做生意，几年才回家一次。他老婆在家里养了一些鸡，每次商人回家，就杀鸡吃。 有一次，商人回家，他老婆又给他杀鸡吃。没想到，商人吃完鸡，半夜就去世了。 邻居们发现后议论纷纷："这王氏年纪轻轻独守空房，定是有了奸情，谋害亲夫！" 于是地保将王氏扭送官府，一场冤案就此拉开序幕。 这个周文康是苏州府的丝绸商人，常年往返于苏州和京城之间。 这次外出经商足足三年，终于带着赚来的银两返乡。 王氏见丈夫归来喜出望外，将家中养了多年的老母鸡杀了一只，炖汤备酒为丈夫接风洗尘。 "夫君一路辛苦，这是家中自养的鸡，味道鲜美。" 那王氏边说边为丈夫盛汤。 当时周文康连喝两碗，还吃了一只鸡腿，对妻子笑道："这几年辛苦你了。" 谁知到了半夜，周文康突然腹痛难忍，在床上翻滚不止。 王氏慌忙想去请郎中，但夜深人静，城外郎中住处遥远。 最后不到天明，周文康已气绝身亡。 结果到了清晨，邻居见周家传出哭声，前来探望。 得知周文康暴毙，又见王氏年轻貌美，不免心生猜疑。 这就有长舌妇私下议论："商人常年在外，这王氏难免耐不住寂寞。" 很快，"奸情杀人"的流言传遍街坊。 地保迫于压力，将王氏押送官府。 那县令升堂审案，劈头便问："王氏，你与他人有奸情，合谋毒杀亲夫，从实招来！" 王氏哭诉冤枉，但无人相信。 最后在严刑拷打下，她最终屈打成招，被关入死牢。 正当王氏绝望之际，苏州府调来新任县令姚公。 这个姚公为官清廉，明察秋毫。 在查阅积压案件时，他发现此案疑点重重。 姚公亲自提审王氏，见她遍体鳞伤，却仍坚称无罪。 更引起姚公注意的是，案卷中记载周文康死前症状与普通中毒不同：先是腹痛，随后全身发紫，但呕吐物并无常见毒物气味。 "大人，民妇与夫君恩爱有加，怎会下毒？那鸡是家中养了多年的老母鸡，民妇自己也吃了，并无不适啊。"王氏哭诉道。 姚公询问当地老人，得知民间有"老鸡如砒"的说法。 一位老郎中告诉他："老鸡常年在外觅食，会吃蜈蚣、蝎子等毒虫，毒素在体内积聚，尤其夏季毒性最强。" 为验证这一说法，姚公命人买来多只老母鸡，烹煮后喂给死囚。 结果食用者果然出现中毒症状，其中两人不治身亡。 而经仵作验尸，症状与周文康死状完全一致。 姚公随即重审此案，并请来多位医师作证。 这医师们一致认为，老鸡长期食用毒虫，体内积累毒素，烹煮后毒性更强。 周文康常年在外，肠胃已不适应家乡食物，更易中毒。 案件真相大白，王氏被无罪释放。 姚公还查明，最初审理此案的县令因急于结案，草率定谳，已被革职查办。 王氏虽沉冤得雪，但丈夫已逝，她看破红尘，最终选择出家为尼。 早临行前，她在丈夫墓前泣不成声："早知如此，妾身断不会杀那只老鸡啊！" 此案虽已了结，却暴露出明代司法体系的诸多弊病。 刑讯逼供是造成冤案的主因。 明清时期法律虽有限制刑讯的规定，但官员常滥用拷讯，以致屈打成招。 古代司法重口供、轻证据的倾向也是问题所在。 而《大明律》规定"断罪必取输服供词"，将口供视为"证据之王"。 官员为获取口供，不惜动用酷刑。 案件还揭示古代检验技术的局限。 当时缺乏科学检测手段，仵作验尸全凭经验，难以准确判断死因。 而老鸡中毒这类特殊案例，极易被误判。 姚公在此案中展现的实地调查和实证精神尤为可贵。 因为他没有轻信表面证据，而是通过实地试验查明真相，这在当时的司法体系中实属难得。 对比古今，明代司法制度与现代法治有着本质区别。 明代允许"刑讯逼供"，将口供作为主要证据；而现代司法严格禁止刑讯，实行"无罪推定"原则。 在证据认定上，明代司法缺乏科学证据规则。 现代司法则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要求定案证据必须合法取得。 近年来平反的浙江张氏叔侄冤案，正是现代司法进步的体现。 该案通过DNA检测等科技手段还冤者清白，彰显了证据裁判原则的重要性。 而从明代苏州毒鸡案到现代冤案平反，可见司法制度从"口供至上"向"证据裁判"的演进，体现了法治文明的进步。 一只老母鸡，断送一条人命，毁掉一个家庭。 明代苏州毒鸡案虽已过去四百余年，但其警示依然深刻：司法审判必须重证据、轻口供，重调查、轻刑讯。 姚公的明察秋毫令人敬佩，但更应思考如何从制度上防止冤案发生。 而当今司法制度日益完善，科技手段不断进步，但每起案件背后的人命关天，仍需司法者以如履薄冰的态度对待。 此案也提醒我们，传统经验中常蕴含科学道理。 这个老鸡蓄毒的说法虽似无稽之谈，却包含古人对自然规律的观察总结。 在现代科技辅助下，这些传统智慧可成为司法审判的有益补充。 主要信源：（《海瑞集》《万历苏州府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