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麦经济学家拉尔斯·克里斯滕森今天（北京时间1月22日）写道：“问题不在于特朗晋，而在于美国。   外界总盯着特朗普那些出位言论和对盟友的强硬威胁，却忽略了更核心的现实，美国公众、国会、最高法院乃至媒体，都在无形中放任这种行为蔓延，这份集体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接受。   特朗普不管是任内还是竞选期间的种种出格操作，都不是孤立存在的个体狂欢。他曾靠着一条推文就单方面加征关税，把国会专属的贸易立法权抛在脑后，创造出“推文治国”的荒诞模式。   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都曾裁定这种关税政策违法，可特朗普政府压根不当回事，不仅宣称所有关税继续有效，还反过来指责法院充满党派偏见，执意上诉至最高法院。   最高法院的态度更显暧昧，9名大法官中6名是保守派，此前就多次在关键案件中偏向特朗普政府。即便在关税案中展开激烈辩论，多名法官质疑其权力扩张，最终裁决也迟迟未下，反而给了政府缓冲空间，让违规关税得以持续实施。   更值得玩味的是最高法院关于特朗普豁免权的裁定，以6票赞成3票反对的结果，认定他在涉嫌干预2020年选举的案件中享有一定程度的刑事起诉豁免权。   裁决书虽称总统不凌驾于法律之上，却将大量争议行为划入“公职行为”范畴，还把“公职行为”与“非公职行为”的界定权甩给下级法院，直接导致案件推进停滞，特朗普几乎不可能在大选前接受审判。   拜登政府对此颇有微词，称这一裁定是危险先例，可除了口头批评，也没有任何实质性制约手段。国会方面也尽显无力，参议院曾以微弱优势通过决议，要求取消特朗普加征关税援引的“国家紧急状态”。   这一决议看似是对行政权的约束，最终却沦为一纸空文，特朗普政府依旧我行我素，国会既没有启动进一步调查，也没有通过更具强制力的法案，眼睁睁看着行政权越界扩张。   美国媒体本该是监督权力的重要力量，可在这件事上却陷入分裂。部分媒体忙着放大特朗普言论的争议性博取流量，部分媒体则被党派立场裹挟，要么为其行为辩护，要么只做表面批评，鲜少深入挖掘制度层面的漏洞。   它们更愿意聚焦特朗普的个人风格，而非国会与法院的制衡失效，这种报道导向让公众难以形成统一的批判认知，反而加剧了社会撕裂。   美国公众的态度则更为复杂，支持特朗普的群体将其行为视为打破政治传统的“敢作敢为”，认为他在维护美国利益；反对者虽表达不满，却缺乏有效的集体行动推动改变。   两党对立的格局下，支持者与反对者互相指责，注意力全被引向党派纷争，没人真正去追问，为何整个权力体系都对特朗普的越界行为束手无策。   特朗普甚至公然干预司法独立性，点名批评做出不利裁决的法官，呼吁弹劾异己，还修改联邦法官选拔标准，优先任用忠于自己的人选，试图将司法系统变成权力工具。   面对这种明显破坏司法独立的行为，除了少数法律界人士发声抗议，整个体系都在妥协，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法官占比优势，本身就是这种妥协的直接体现。   他对盟友的威胁也不是空穴来风，动辄以贸易制裁、撤军相要挟，逼迫盟友配合美国战略，这种单边主义做法让不少盟友怨声载道。   可美国国内没有任何力量站出来纠正这种外交策略，国会不质疑其外交权力的滥用，媒体只报道盟友的反应，却不反思这种行为对美国国际信誉的损害，本质上就是对这种威胁行为的默许。   拉尔斯·克里斯滕森的判断精准戳中了美国的病灶，特朗普的种种行为之所以能肆无忌惮，根源就在于美国的权力制衡机制已然失灵。国会放弃了立法监督的职责，最高法院在党派立场中摇摆，媒体丧失了客观监督的立场，公众则被分裂情绪裹挟。   这些力量本应形成相互制约的合力，却各自缺位，最终导致个体的出格行为演变成被整个社会接受的常态。   这不是特朗普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美国政治体制运转失灵的集中体现。当权力制衡沦为形式，当党派利益凌驾于国家制度之上，当公众与媒体被情绪和流量绑架，整个社会自然会对反常行为习以为常。   特朗普的存在只是放大了这些问题，即便没有他，这种制度性的缺陷也会以其他形式暴露出来，这才是美国真正需要面对的核心困境。   官方信源及发布时间：新华网《英媒:美国政治如何约束商人总统?》，2025年8月9日15时44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