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3年，发妻周氏问左宗棠：你每月收入多少银子？左公答：一年40000两白银。妻子吃了一惊，说：好你个左宗棠，每月才给家用200两？这么抠门！说，这钱你都花哪儿了…… 1863年的闽浙总督府内，一盏油灯映着两副截然不同的神情，发妻周氏攥着手里的家用账本，对着左宗棠追问：一年俸禄竟有4万两白银，为何每月只给家里200两，语气里满是不解，而左宗棠只是淡淡回应这笔钱另有大用。 在晚清官场上闽浙总督4万两的年俸堪称巨款，换算下来每月近3400两，而200两家用仅占其中零头，在当时普通百姓一家一年生活费不过几十两，200两虽能维持十多口人基本生计，却与封疆大吏的身份格格不入。 周氏的疑惑并非无稽，彼时官场奢靡成风，同级官员动辄三妻四妾、府第奢华，左宗棠的抠门在旁人看来简直不可思议。 可这份抠门从来只针对自家，左宗棠的俸禄大多流向了军营与百姓，当时浙江战事吃紧，朝廷拨款时常短缺，他不仅掏腰包补军饷、买粮草，还专门拿出银两抚恤阵亡将士家属。 更难得的是左宗棠从不搞特殊化，袖口磨破了就加个袖套继续穿，连部下都忍不住作《宫保袖歌》传唱这份节俭，与那些中饱私囊的官员形成鲜明对比。 左宗棠这份清廉并非一时作秀，而是源于他自幼承袭的祖训，他的曾祖父就在家乡设义茶亭施粥济贫，祖父和父亲也常办义仓接济乡邻，耳濡目染之下左宗棠写下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的家训，既警示自己也管束家人。 担任闽浙总督时，周氏携子女探亲，当地知县按例接待，左宗棠得知后，特意绕道如数结清费用，绝不占公家一分便宜。 左宗棠对家人的严苛，更藏着深沉的期许，在给儿子的家书中，左宗棠反复强调耕读为本，自立自强，告诫子孙做官不要钱，乃本分事，即便位高权重，他也从不让亲友借自己名望牟利，甚至写信给继任官员，若有自家亲戚求差事一律回绝。 在左宗棠的教导下，左家子弟无一人沾染奢华习气，即便两世官居高位，仍坚守布衣蔬食的本分。 这份家风更感染了麾下将士，打造出一支清廉的湘军队伍，他的老部下刘锦棠死后，箱中只剩几份奏折，提督高连升身居要职多年廉俸全充公用，连赡养双亲的钱都拮据。 而左宗棠自己当了二十多年总督，临终时全部家产仅2.5万两，与同为晚清重臣、家产达数千万两的李鸿章相比，差距悬殊却尽显风骨。 后来西征新疆左宗棠的舍私为公更是达到极致，朝廷国库空虚，他不仅倾尽积蓄，还四处举债筹措军费，甚至抬棺出征表明决心，收复新疆后他又拿出养廉银购买水雷、鱼雷充实海防，自费购置耕牛农具分给百姓，家书中提及的赈灾、助学之事就有66处之多，而家里的用度，始终维持在每月200两的标准，周氏也从最初的不解，变成了默默支持。 世人多赞左宗棠抬棺复疆的壮举，却少有人知这份担当背后，是对小家的抠门与对大家的慷慨，他用一生践行着身无半亩，心忧天下的誓言，把俸禄化作军粮、赈款与边疆的杨柳，也把清廉节俭的家风刻进家族血脉。 在腐败横行的晚清，左宗棠的选择如一股清流，他的抠门从来不是吝啬，而是对责任的坚守，他对家人的严苛恰是对家国的赤诚，这份跨越百年的家风与担当，至今仍在提醒世人：真正的价值，从不在于积累多少财富，而在于把钱花在值得的地方，把一生献给该守护的家国。 麻烦看官老爷们右上角点击一下“关注”，既方便您进行讨论和分享，又能给您带来不一样的参与感，感谢您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