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表示，联合国安理会“已不再代表世界”，并且是“无效的”。   安理会原本是用来压住冲突升级的地方，现在却经常在关键时刻卡壳，乌克兰问题、巴以冲突一上桌，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就变成了“暂停键”，很多国家把诉求递上去，最后往往被几张票直接拦下。   去年围绕加沙局势，安理会开了多次会议，停火相关文本多次推进不动，其中相当一部分原因是美国的反对立场让结果难以落地，越是紧急的危机，越能看出这个机制的反应速度和执行能力已经跟不上了。   更麻烦的是，规则不仅不好用，还出现了“说规则的人先不守规则”的情况，美国过去是战后国际体系的重要搭建者，但近些年为了国内政治和所谓“优先顺序”，对多边机制的态度越来越随意。   退出《巴黎协定》、在疫情期间与世界卫生组织撕扯、阻拦世贸组织上诉机构法官任命导致争端裁决体系瘫掉，这些动作叠在一起，等于告诉各国：制度可以当工具，用得上就用，用不上就放一边。   红海安全议题上，美国又拉着一些国家另起炉灶搞护航安排，绕开安理会走自己的路线，这种做法进一步削弱了安理会的权威感。   当主导者都在“拆旧房”，世界结构又在快速变形，矛盾自然越积越厚，冷战结束后，美国一度把自己当作唯一的中心，认为国际秩序应该围着它转。   但这套想法顶不住现实变化。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经济体量和国际影响力发生了结构性跃升，印度、巴西、南非等国家的存在感也大幅提高，新兴经济体合起来在全球经济里的分量越来越重。   问题是，安理会的座位表基本停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代表性明显跟不上，非洲国家数量多，但在安理会的席位和话语权长期偏少；拉美国家同样缺乏与体量匹配的位置。世界已经换了队形，但裁判席还按旧名单排座，这种落差不可能不引发不满。   经济账也越来越难算。上一轮全球化让少数金融中心赚得很舒服，却把制造业外移、债务压力、贫富差距等问题扩散到更多地区。   金融危机之后，全球分配问题更突出，很多发展中国家背上沉重债务，感觉自己在旧规则里很难翻身，于是，各种“另开一条路”的尝试开始加速：东盟主导的区域合作不断加深，中日韩与东盟贸易联系更紧；“一带一路”推动沿线互联互通；金砖机制扩员后，体量更大、议题更广。   这些动作不是口头抱怨，而是在实际搭建平行的合作框架，用新的合作方式减少对单一体系的依赖。   与此同时，竞争正在从传统战场转向更隐蔽、也更狠的层面，科技领域的“卡脖子”手段越来越公开。美国对先进芯片和相关设备的出口限制持续加码，并推动盟友配合，目的很明确，就是把关键技术门槛抬到别人够不着的位置。   太空领域同样如此，低轨卫星布局快速扩张，谁掌握了网络和轨道资源，谁就多一层优势，更直接的是，在太空军控这类议题上，美国对参与规则讨论的兴趣并不稳定，领先者不愿被约束的态度，也在放大外界的不安。   再往深处看，是价值观和治理模式的摩擦在升级。西方长期把自己的制度标准当作默认答案，在援助、融资、合作中附加各种条件，发展中国家越来越不愿意照单全收。   伊斯兰合作组织推动独立融资安排，拉美国家讨论“南方数字货币”，这些都反映出一个趋势：很多国家开始把“自己定规则”当作选项，而不是永远做跟随者。   所以，安理会今天的失灵，不是单点故障，而是权力结构变化、规则失信、利益分配失衡叠加后的集中表现。   旧秩序的承重墙在松动，新秩序又没有成型，现实就会呈现出一种拉扯状态：一边是G7谈“去风险”，另一边不少成员国对华贸易仍在增长；一边是金砖做大盘子，另一边内部也存在各自的算盘。   未来十年甚至更久，可能都不会是单线条的“谁取代谁”，而是多条路线并行、边走边改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