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的江津，长江边上的一个小城，来了一个特别的客人，他面容清癯，衣服旧了，走路也晃晃悠悠，可那腰杆挺得笔直，一看就不是一般人，他就是陈独秀。 此刻，他不再是《新青年》的主编，也不是那个呼风唤雨的革命领袖，只是个寄住在别人家，靠卖字过活的落魄老人。 从南京监狱出来，蒋介石说给他高官厚禄，但他断然拒绝，延安那边也派人来找他，他也没答应，他最后选了远离那些政治圈子，带着一身的疲惫与创伤，隐居在这川东小城。 日子过得特别苦，住的地方是朋友家一间又暗又潮的屋子，叫“石墙院”。 石墙院说是院子，其实就是清光绪年间留下的老宅子，四周圈着丈余高的石墙，里面的厢房不过十平米，雨天墙角能渗出潮气，晴天也难得见几分透亮。他住进来是受杨家后人所邀，帮忙整理前清遗老杨鲁丞的遗稿，可这份“差事”并没多少酬劳，日子多半还是靠卖字撑着。抗战年月物价飞涨得吓人，1938年一斗米才三块钱，到1941年就飙到了七十块，他写一副对联才收两块钱，一幅条幅五块，常常要挥毫大半天，才能凑够夫妻俩和伙夫的口粮。 可就是这样窘迫，他的性子半分没改。杨鲁丞的孙子想请他给祖父的遗稿写序，许诺了酬金，他看完手稿直言不讳：“多是重复古人学说，创见太少，实在下不了笔。” 哪怕中间人是有师生名分的龚灿滨说和，他也丝毫不松口，宁肯少一笔收入，也不愿写违心的吹捧文字。教育部看中他的学识，约他写《小学识字教本》，预支了两万块巨款，可后来部长陈立夫觉得“小学”二字不妥，让他改名，他硬邦邦顶回去：“一字不能动”，转头就把钱原封退回，任凭生活再难也不妥协。 这位曾经的思想旗手，在山坳里过着近乎苦行僧的日子，却没丢了精神上的追求。他迷上了欧阳竟无珍藏的《武荣碑》字帖，想借又不好开口，就写了首诗：“贯休入蜀唯瓶钵，久病山居生事微。岁晚家家足豚鸭，老馋独羡武荣碑。” 以苦行僧自喻，把想借帖的心思藏在诗里，这份文人的含蓄与执着，让欧阳竟无不忍拒绝。可后来同乡朱蕴山带着鸭子和白酒来看他，他听说朱蕴山也想借这字帖，立马把诗改成“老馋独噬武荣碑”，明明白白表明“概不外借”的态度，那份可爱的固执，倒让人忘了他的落魄。 有人说他傻，两边的政治力量都愿接纳，偏偏要钻进这穷山僻壤受穷；也有人说他犟，都到了晚年落魄的地步，还守着那些“规矩”不放。可只有真正了解他的人才懂，他拒绝蒋介石是不愿与独裁者同流合污，婉拒延安是不想被人牵着鼻子走，他一辈子追求民主与自由，哪怕身陷囹圄、晚年潦倒，那份“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的气节，从来没变过。他在石墙院的油灯下写《小学识字教本》，在潮湿的厢房里批注古籍，在物价飞涨的年月里自种土豆、典当首饰度日，却始终没向现实低头。 这位影响了一个时代的人物，最终在1942年的石墙院走完了一生，身后萧条得只剩几箱书稿和满室书香。他的一生充满争议，可那份身处绝境却不改其志的风骨，终究让人动容。到底是固执还是坚守？是不合时宜还是初心不改？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