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叔火车司机退休，每月退休金八千五，一年小十万。二婶在社区超市打工，自己交社保，每月也能领一千八，俩人退休金年年涨，多活一年就多赚十万。 二婶天天把“多活十年就是一百万”挂在嘴边，管着二叔的烟酒，盯着他查体。二叔呢，笑呵呵地全应着。我们都觉得，二叔这是被“拿捏”住了。 可慢慢地，我觉得有点不对。二叔每月去医院那几天，回来总有些走神。有回我去他家，正碰见他戴个老花镜，在阳台的小本子上写写画画，我一走近，他就合上了。厨房里炖着汤，二婶在唠叨芹菜汁的好处，二叔“嗯嗯”地应着，眼神却飘向窗外。 那天下午，二婶去超市顶班。二叔忽然从屋里拿出那个小本子，招手让我过去。“侄儿，你帮叔瞧瞧，”他有点不好意思，“这些地方，现在还能去不？”我接过来一看，愣住了。本子上密密麻麻，不是养生笔记，而是站名：陇海线的、京广线的，有些小站我都没听过。每个站名后面，还歪歪扭扭画着个小花，或者写个“豆沙包”“辣汤”。 “开了一辈子车，这些站我都记得。”二叔点了根烟——他偷偷藏的——深深吸了一口，“你二婶总说，多活一年，多赚十万。可我想着，要是能再用这退休金，把这些站一个个走回去看看，那才叫真赚了。”他翻到一页，指着“三门峡西”后面画的包子，“87年冬，在这儿困了八小时，站台有个大娘，硬是塞给我一袋热包子。” 我忽然懂了。二婶算计的是年岁，二叔惦记的，是那些被火车甩在身后的光阴和人情。 秋天，二叔真的行动了。他悄悄买了车票，说去老战友家玩几天。二婶帮他收拾行李，嘴里还在念叨养生经。我送二叔去车站，他背着旧帆布包，步伐轻快得像个小伙子。火车开动前，他冲我眨眨眼：“别告诉你二婶，我去给她淘换正宗灵宝苹果，她最爱吃那个。” 三天后二叔回来，果然抱着一箱苹果。二婶一边埋怨他乱花钱，一边迫不及待削了一个。她咬了一口，突然不说话了，抬头看着二叔。二叔有点紧张地搓着手。 “还是那个味儿，”二婶轻声说，眼圈有点红，“三十多年前，你第一次跑车回来，给我带的就是这个。” 后来，二叔还是定期去医院，二婶也还是熬芹菜汁。但他们的生活里，多了一些别的内容：偶尔会一起翻出旧地图，指指点点；二叔的收音机里，常放起那些铁路沿线省份的戏曲。阳台上，二婶养的花旁边，多了二叔捡回来的几块奇怪的石头，他说是从老站台上带的。 有一次，我听见二婶在电话里跟老姐妹说：“……钱嘛，够用就行。我现在觉得，人活着，心里有点惦记的事，也挺好。”窗外，夕阳把他们的影子拉得很长，安静地交叠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