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设计的国旗：没选上 郭沫若设计的国旗：没选上 在选国旗这件事上，并不是说谁的名气大，谁设计出的国旗就最有权威性。 关于新中国国旗，有人总爱说：朱德画过，郭沫若也交过稿，结果都没有选上。 一九四九年的现场，说白了就一句话：名气靠边，图案摊在桌上，谁最贴合这个新国家，谁就往前走一步。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五日，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北平召开，会后按任务分成六个小组，第六小组专门负责国旗、国歌、国徽。 七月十四日到八月十五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等七家报纸连续刊登启事，向全国和海外征集图案。 三千多幅应征稿从各地寄到筹备会。 小组成员和专家一张张看稿，慢慢有了共识：底色用红最合适，五角星最适合做主角；有的设计在红旗上排五颗星，有的在中间加上一两条黄色横杠，解释为黄河、长江。 几轮讨论之后，挑出一批图案交给代表审议。 周总理定了个规矩：把这些图案按类型编成册子，每幅只标编号，不写作者名字。 最后三十八幅图案入册，发到每位代表手里。 即便真有朱德、郭沫若的作品夹在其中，在会场上也只是几个数字，谁也不能拿名头当砝码。 九月二十三日，全体代表分成十一个组，对这本册子展开讨论。 投票结果有点出人意料：复字第三号得到一百八十五票，复字第四号一百二十九票，五星红旗只有十五票。复三号的样式很简单，红色旗面，下边一条横杠，说明写着：红色象征革命，这一杠代表黄河。 张治中盯着那条横杠，觉得味道不对，说话也直接：国旗上横着划一道，看上去像把中国从中间割开，有几分南北“分家”的意思，这样的旗举出去，统一二字很难服人。国旗挂在那里，多数人只看图案一眼，没人先读说明，这条线在画面里的感觉，比文字解释更硬。 新中国刚站起来，最怕被人抓住“分裂”不放。 横杠可以说是黄河，也可以说成别的，只要容易被看成“一刀砍开”，就不稳当。再看五星红旗，红底一体到底，五颗星聚在一块，没有把国家分成几块的暗示。 九月二十五日，讨论继续，一些发言开始集中在五星红旗上。 声音很简单：中国革命打到一九四九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工农联盟为基础，又团结了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几股力量拧在一起，才有今天。 大五角星代表领导，小四星代表这些阶层，围在一边，旗面上直接画出了这段历史和这种格局。 九月二十七日，政协全体会议正式审议国旗方案。 讨论之后，给出结论：全体委员一致同意，新中国的国旗为五星红旗。此前一百八十五票、一百二十九票、十五票的差别，就此化成程序，最后站在天安门上的是那一块红布和五颗星。 设计这面旗的人叫曾联松，那年三十二岁，在上海工作，早年在浙江瑞安中学当教员，后来到一家由地下党领导的现代经济通讯社做编辑。 解放以后，他就是上海一名普通经济工作者。 启事登上报纸那天，他看到，心里一热。这个新国家要有自己的旗，从一张白纸起步，“公开征集”把门开给了所有中国人。那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在画，拿尺子量格子，调颜色、调位置，把对新中国的想法一遍遍摊在纸上，最后选出一个方案寄出。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国旗图案在《解放日报》刊登。 他翻报纸时，就被那面旗吸住：红底，五颗星，构图和自己当初的设计几乎一样。不同之处也很清楚，他原来在大五角星里嵌了锤头和镰刀，报上的国旗把这一块去掉了，旗面更简洁、更统一。 到底是不是自己的稿子，他心里犯嘀咕，只能把问号压着。 又过了一年，两位政协工作人员上门，把他看到启事的时间、画图的过程、投稿的细节问清楚。 不久，一封正式公函寄到他手里，写得很明白：他所设计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已经被采用，随信赠送人民政协纪念刊一册，并给人民币五百万元作为酬谢。这是旧币，折合五百元。 公函后面还有一张请柬，请他参加国庆一周年纪念活动。 一九五零年国庆，这位三十二岁的设计者站在天安门观礼台，看着五星红旗在国歌声中缓缓升起，心里是什么滋味，只能自己消化。此后他照旧回到岗位，继续做一个普通经济工作者，不爱抛头露面，也不愿拿“国旗设计者”四个字四处炫耀。 从六月十五日的小组分工，到七家报纸征稿，再到三千多幅里挑出三十八幅、几场讨论和表决，国旗怎么定下来的，其实一清二楚。 国旗不是谁的名片，更不是哪位名人的“签名画”。 名气可以很大，能不能代表这个国家的统一和大团结，这一条，比任何头衔都要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