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全世界第一，为什么美国没有出现军政府？原因很简单，美国大兵的工资都是国会拨款的，总统和将军们可没这权力。这种权力架构从源头上切断了军队脱离控制的路径。 美国宪法从建国之初就确立了文官领导军队的原则，这源于开国元勋对军事独裁的警惕。乔治·华盛顿作为大陆军总司令，在独立战争中领导部队对抗英国殖民者。他出生于1732年，早年从事土地测量和民兵服务，积累了实战经验。1775年大陆会议任命他为总司令，他指挥部队经历了多次挫折，如长岛战役的失败，但通过战略撤退保存了实力。华盛顿强调纪律和组织，推动军队专业化建设。1783年战争结束时，他面对军官不满薪饷的抗议，通过演讲说服他们服从国会，避免了潜在动乱。这段经历影响了宪法起草者，他们设计了总统作为军队最高统帅，但需国会批准军费的框架。华盛顿的举动体现了早期美国对军事权力的限制，确保军队服务于民选政府。 国会控制军费的机制源于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八款，该条款授权国会征收税款并为军队提供资金。这意味着总统虽有指挥权，但无权独立拨款，将领更无法直接发放薪资。历史上，这种分离防止了军队脱离控制。例如，19世纪的墨西哥战争中，国会通过预算限制总统波尔克的扩张野心，战争结束后迅速削减军费，避免军队长期膨胀。20世纪的越南战争也显示了这一机制的作用，国会通过1973年的战争权力决议限制总统尼克松的军事行动，并逐步减少拨款，导致美军撤出。这种财政约束让军队依赖国会，每年国防预算需经详细审查，包括听证会和委员会批准。士兵薪水、装备采购和基地维护全部挂钩于此，任何将领若想独立行动，首先面临资金断裂的风险。 阿富汗战争从2001年到2021年，美国总支出超过2万亿美元，这笔资金由国会批准，主要用于作战、后勤和盟友支持。如果将这些钱平均分给阿富汗人口，每人可得约5万美元，远超当地平均收入水平。但实际开支用于军事行动，如采购F-35战斗机和无人机系统，这些装备成本高昂，需要国会持续注入资金。战争期间，国会多次举行预算听证，质疑国防部效率，并调整分配以控制规模。塔利班武装虽人数不多，但美军依赖后勤链条，一旦国会减少拨款，作战能力立即受限。退役将领往往进入国防承包商企业，如洛克希德·马丁公司，担任顾问或董事，这形成了军事工业复合体。他们的利益与国会预算紧密相连，推动他们维护现有体系，而非颠覆它。 基层士兵视服役为职业选择，美国军队招募强调薪酬福利，如基本工资、住房补贴和教育援助。这些资金来源均为国会财政法案，确保士兵忠诚于制度而非个人领袖。历史上，二战后美国军队专业化转型，引入志愿兵制，进一步强化了这种职业导向。士兵合同明确规定福利挂钩政府预算，若发生政变企图，薪水中断将直接影响家庭生活。国会可以通过国防授权法案调整士兵待遇，如提高最低工资或医疗覆盖，以维持士气。高级将领的晋升需国会参议院确认，这增加了文官监督层级。麦克阿瑟在1951年被杜鲁门解除职务，正是因为他公开挑战政府政策，国会支持了这一决定，体现了财政与指挥权的平衡。 美国与其他国家对比突显了这一机制的独特性。拉丁美洲多国历史上出现军政府，如20世纪的阿根廷和巴西，将领通过控制预算或政变上台。但美国宪法禁止军队参与政治，联邦法律如1878年的波西法案限制军队国内执法，进一步切断军事干预路径。冷战时期，美国军费占GDP比例高达10%，但国会通过预算委员会严格审核，避免资金滥用。国防部需提交详细报告，解释每笔开支用途，如采购M1坦克或航母维护。士兵日常训练依赖这些资金，没有拨款，基地运作停滞。将领退休后进入私营部门，平均收入远高于平均水平，这激励他们遵守规则。国会的权力源于选民，预算辩论往往反映公众意见，如反战运动影响越南拨款减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