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朔州，一男子发现妻子手机里存有与他人的暧 昧聊天，怒火中烧，当场对妻子拳脚相加，甚至将那些私密聊天记录截屏，一股脑儿发到了包含双方亲友的微信群中。不料，妻子陷入极度羞愤，在绝望中抓起家中存放的农药“敌草快”喝下。男子清楚看到妻子服毒后痛苦呕吐，却选择转身离开，未拨打一个求救电话，也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两个多小时后，赶来的亲属才将妻子送医，但为时已晚，不幸离世。事后，男子被警方以故意伤害罪逮捕，并由检察院提起公诉。但是，法院却认为男子构成故意杀人罪，这样判决。   曹某庆和赵某结婚多年，生活平淡，育有子女，虽偶有争吵，但外表看来还算和睦。   曹某庆是一名普通工人，赵某则在家操持家务，两人靠着微薄收入维持生计。   2022年7月2日下午，曹某庆下班回家，看到赵某的手机放在茶几上，屏幕忽然亮起，一条消息弹出。   出于好奇或怀疑，曹某庆拿起了手机，手机里，赵某与一名男子的聊天记录赫然在目，内容涉及暧昧言辞和不 雅对话。   曹某庆顿时气血上涌，脑海中闪过“外 遇”二字。结婚以来，他自认勤恳养家，赵某的这份“背 叛”让他感到愤怒与羞辱。   曹某庆没有选择冷静沟通，而是直接冲向赵某所在的房间，赵某正在整理家务，毫无防备。   曹某庆举起手机，质问她聊天记录的事。   赵某试图解释，但曹某庆不听，言语间充满谩骂、指责。   情绪失控下，曹某庆动手殴打了赵某。   殴打持续了短时间，赵某哭泣求饶，但曹某庆的怒火未消，想到的不仅是私愤，还有如何“惩罚”妻子。   这时，曹某庆拿起赵某的手机，将那些不雅聊天记录截屏，发送到了他们的亲属微信群。   发送后，曹某庆还发了一条语音，要求赵某的母亲和妹妹“赶紧来管管”，解决此事。   赵某蜷缩在角落，手机不断震动，亲友的询问和指责消息涌来，她感到天塌地陷，心理压力极大。   赵某沉默许久后，突然起身，走向储藏室，那里放着一瓶农药“敌草快”，本是家里用于除草的。   赵某拿起瓶子，没有犹豫，拧开瓶盖喝了下去。   曹某庆听到动静，过来查看，发现赵某手中的空瓶和刺鼻气味，顿时明白发生了什么。   赵某很快出现中毒症状：呕吐、头晕、面色发紫，但曹某庆未采取任何救助措施，站在一旁，冷冷地看着。   随后，赵某的家属赶到家中，才发现其倒地不起，连忙呼叫救护车。   救护车将赵某送至当地医院，医生立即进行洗胃和解毒治疗，尽管全力救治，赵某还是经抢救无效死亡。   公安机关介入调查，曹某庆被刑事拘留。   起初，曹某庆辩称自己只是“教训妻子”，没想让她死，但公诉机关审查后，以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   法院会如何判决呢？   《民法典》第一千零五十九条，夫妻有相互扶养的义务。   《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故意杀人的，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节较轻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法院指出，夫妻之间除了经济供养、生活照料，还有在生命健康面临紧迫危险时，更应延伸至相互救助、扶危济困。   当妻子赵某生命垂危时，丈夫曹某庆负有不容推卸的救助责任。   根据刑法理论通说，行为人因自己的先前行为使法律所保护的法益处于危险状态时，负有采取有效措施排除危险或防止危害结果发生的特定义务。   曹某庆实施的暴力殴打等行为，是诱发赵某服毒自杀的直接原因，正是他的先行行为，将赵某推向了生命危险之中，因此他更有责任采取行动阻止死亡结果的发生。   曹某庆作为一个具备完全认知能力的成年人，完全清楚“敌草快”的致命性及延误救治的后果，他在完全具备拨打120、向亲友求助或送医的客观能力的情况下，选择冷眼旁观，这表明其对赵某的生死持一种听之任之、漠不关心的态度。   曹某庆的内心或许不是希望死亡发生，但也绝非反对死亡发生，而是消极地接受了死亡结果可能实现的现实，完全符合间接故意的心理特征。   此外，赵某虽系自行服毒，但曹某庆的先行羞 辱行为是导致其自杀的直接诱因。   更为关键的是，在赵某服毒后，其生命权益已处于危险状态，曹某庆负有因夫妻关系及自身先行行为而产生的救助义务。   然而，曹某庆有能力履行而故意不履行，这一不作为中断了赵某获得及时救治的唯一机会，显著增加了死亡风险，并与最终死亡结果之间建立了不可分割的法律联系。   法院认为，曹某庆的行为符合不作为的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   不过，考虑到本案因婚姻家庭矛盾引发，赵某自身行为对后果发生亦有影响，故法院在量刑上予以酌情考量。   最终，一审法院判决曹某庆有期徒刑十三年六个月。   曹某庆不服判决，认为量刑过重，提出上诉。   二审法院审查后认为，一审事实清楚，证据充分，曹某庆的不作为在刑法上等同于积极杀人行为，因其负有救助义务，遂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决。   对此，您怎么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