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26岁的 杨澜非要和银行上班的丈夫张一兵离婚，转身嫁给了体重200斤，身价百亿的 吴征 ，有记者问她：“你嫁给吴征，是因为钱吗？” 1994年的北京，秋意已经浸进了胡同深处。杨澜拖着行李箱站在央视大楼门口，刚录完《正大综艺》的样片，领带夹别得一丝不苟，可心里的波澜却没处安放。她掏出钥匙打开家门时，丈夫张一兵正在厨房炖着排骨，砂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是她从小爱吃的玉米排骨汤。 “回来了？”张一兵转过身，白衬衫袖子卷到肘弯，手腕上的电子表闪着绿光，“刚银行发了福利，给你买了条围巾，米白色的，配你那件风衣正好。” 杨澜看着他把围巾递过来，指尖触到柔软的羊毛，突然觉得喉咙发紧。“一兵，”她深吸一口气，“我想离婚。” 张一兵手里的汤勺“当”地掉在锅里，溅起的油星烫红了手背。“为什么？”他的声音很轻，像怕碰碎了什么，“是我哪里做得不好？” “不是你的问题。”杨澜别过头，不敢看他的眼睛。这段由父亲牵线的婚姻，曾是亲友眼里的范本——张一兵是银行的业务骨干，做事踏实，会在她晚归时留一盏灯，会把她爱吃的菜摆在面前。可只有她自己知道，当她在镜头前和各国政要对话，当她深夜趴在书桌上改策划案时，两人之间的沉默越来越长。 “我申请了哥伦比亚大学的传媒专业，下个月走。”杨澜把离婚协议书推过去，钢笔在纸上划过的声音格外清晰，“我们……不是一路人了。” 张一兵盯着协议书上的字，看了很久，最后拿起笔，在末尾签了名。“我知道你志不在此。”他把围巾轻轻放在她手里，“去做你想做的事吧，别回头。” 那年深秋，杨澜提着行李箱走进纽约的地铁站，风裹挟着落叶卷过站台，吹起她米白色的围巾。哥伦比亚大学的课堂上，她是最勤奋的学生，笔记本上记满了关于媒体伦理的批注，课后总泡在图书馆，看遍了近十年的《纽约时报》合订本。有次赶论文到凌晨，她对着电脑屏幕啃着冷披萨，突然想起张一兵炖的排骨汤，眼眶有点发热，却很快被窗外的晨光驱散——她知道，有些路一旦迈开脚，就不能回头。 转机出现在一场华人媒体论坛上。1994年的纽约，枫叶正红得热烈，杨澜穿着黑色西装坐在听众席，听见台上一个声音洪亮的男人正讨论亚洲媒体的转型。“真正的传媒人，不该只做信息的搬运工，要做文明的摆渡人。” 她抬头望去，台上的男人穿着深色西装，身形壮实，体重足有两百斤，可眼神里的光却格外亮。那是吴征，上海出生，法国留学归来，在传媒投资领域早已崭露头角，身家过亿。他说话时不看稿子，手势有力，提到亚洲媒体的困境时，眉头皱得很紧，说到未来的可能性时，又笑得像个孩子。 茶歇时，杨澜端着咖啡走过去：“吴先生，您刚才提到的‘文化折扣’理论，我很认同。” 吴征眼睛一亮，像是找到了知音：“杨小姐对这个有研究？我最近在做一个关于中美媒体对比的项目，正缺你这样懂一线实操的人。” 那天他们聊了三个小时，从默多克的新闻集团聊到央视的改版计划，从纪录片的叙事方式聊到卫星电视的覆盖难题。杨澜发现，这个外界眼里的“百亿富豪”，对传媒的理解比许多业内人士还要深刻，他能准确说出她每档节目的优点与不足，甚至记得她三年前采访基辛格时的一个小细节。 “你知道吗？”吴征突然说，“我第一次在电视上看见你，就觉得这个姑娘眼里有光。” 杨澜的心猛地跳了一下。后来他们一起去逛纽约的跳蚤市场，吴征会蹲在地上帮她挑旧唱片；她熬夜剪纪录片，他会默默送来热可可，说“再忙也得垫垫肚子”。他从不像别人那样只关心她的名气，而是会认真听她讲采访时的困惑，会在她被论文难住时，请来普利策奖得主给她指点。 1995年，杨澜和吴征在纽约结婚。有记者追到婚礼现场，举着话筒问：“你嫁给吴征，是因为钱吗？” 杨澜笑着理了理婚纱的裙摆，阳光透过教堂的彩绘玻璃落在她脸上：“钱能买到很多东西，但买不到有人能听懂你凌晨三点说的梦话，买不到有人能陪你在图书馆泡到天明。” 她想起离开北京那天，张一兵说“去做你想做的事”。或许婚姻的意义从来不是捆绑，而是在某个阶段，有人愿意陪你走向更辽阔的世界。就像此刻，吴征牵起她的手，掌心的温度熨帖而坚定，她知道，这一次，他们要一起去看更远的风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