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手稿十分罕见！这是他1920年写给胡适的信，行笔跟砍甘蔗似的横竖都很干脆！撇撇似刀，捺捺似锋，不愧是文人书家，这字真的令人惊艳！能看懂的更是书法大神。 这份手稿如今藏在中国人民大学博物馆，是馆藏13封陈独秀致胡适信札中的珍品，2009年经国家文物局行使优先购买权才得以回归故土，避免了流失海外的风险。1920年的中国正处在思潮激荡的十字路口，陈独秀刚从北京辗转到上海，在法租界老渔阳里2号筹建共产党早期组织，同时还要处理《新青年》的编辑事务，这封信就是在这样的忙碌中写就的。 陈独秀的书法功底绝非偶然。他出身书香世家，嗣父陈衍庶雅好金石书画，居室命名为“四石师斋”，专攻邓石如等名家碑帖。年少时的陈独秀便跟着临摹，《实庵自传》里提到自己“喜欢临碑帖”，成年后更是将北碑的沉雄苍拙与南帖的流畅洒脱熔于一炉。 这封信里没有刻意雕琢的痕迹，笔画粗细错落，字势雄逸跌宕，每一笔都透着股不受羁绊的劲儿，恰如他桀骜不驯的性格——当年连书法已颇有名气的沈尹默，都被他直言批评“字流利有余，深厚不足”“其俗入骨”。 1920年的陈独秀，早已不是单纯的文人。他刚经历五四运动的洗礼，因宣传革命思想被捕后不久，便坚定地转向马克思主义。 当时《新青年》编辑部已分裂，胡适主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而陈独秀则要将刊物打造成宣传革命的阵地，两人的“问题与主义”之争已愈演愈烈。这封信表面是商议刊物编辑方针，实则藏着思想立场的碰撞，字里行间的干脆利落，正对应着他取舍时的决绝。 写信时的老渔阳里2号格外忙碌。楼下客厅挂着“会客谈话以十五分钟为限”的小黑板，厢房里《新青年》编辑部的灯光常常彻夜不熄，陈望道、李汉俊等同仁正忙着编辑稿件、翻译《共产党宣言》。 陈独秀左手要筹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右手要回应各地进步青年的来信，还要接待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能抽出时间写这封信，已是挤出来的空隙。手稿上的墨迹浓淡不均，个别字有连笔涂改，正是这种忙碌状态的真实写照。 懂书法的人能从这笔迹里读出更多深意。他的撇画短促锐利，像极了他批评时弊的锋芒；捺画舒展有力，透着革命者的胸襟；结字疏密有致，既见碑帖功底，又不为成法所缚。这种“外秀内刚”的风格，在他后来狱中所书“行无愧怍心常坦，身处艰难气若虹”对联中更为明显，字里行间始终藏着一股不屈的气力。台静农曾盛赞他的书法“体势雄健浑成，不特见其功力，更见此老襟怀”，诚不欺人。 这份手稿的流传过程充满波折。信写完后由胡适妥为收藏，他去世后转交儿子胡祖望保管，2009年才从华盛顿的寓所被征集回国。 专家鉴定时发现，信纸是民国时期常见的毛边纸，纸质微黄但韧性十足，墨色虽历经百年仍清晰可辨，除了自然磨损外几乎没有破损，足见历代收藏者的珍视。作为研究新文化运动、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的第一手资料，它的史料价值与书法价值同样珍贵。 1920年的陈独秀，在信中既要维持与胡适的战友情谊，又要坚持自己的革命主张。他在信里征求《新青年》编辑方针的意见，字里行间却透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不久后，《新青年》便正式成为中共上海发起组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这种“柔中带刚”的特质，既体现在他的行文里，也藏在他的笔墨中。 如今再看这份手稿，不只是欣赏书法的精妙。那些干脆利落的笔画，是一个革命者在历史关头的坚定抉择；那些力透纸背的墨迹，是一代先驱对信仰的执着坚守。它之所以罕见，不仅因为陈独秀传世手札稀少，更因为它见证了一个民族在迷茫中寻找出路的艰难历程。能看懂这份手稿的人，看懂的不只是碑帖结合的书法技巧，更是字里行间的时代风云与人格力量。 书法从来都是人格的写照。陈独秀一生坎坷，却始终保持着疏狂本性，他的字也如他本人一般，狂放而不失法度，洒脱而饱含力量。这份1920年的信札，既是书法艺术的珍品，也是历史的见证者，让我们在百年后仍能通过笔墨，触摸到那个觉醒年代的温度与力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