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3月中旬的一天，西宁电台的电报员曾庆良面对一份十万火急的电文纠结不已，是发出去还是按下不发？之所以纠结，是因为电文事关西路军李先念部的存亡。 1937年3月，红军西路军在河西走廊兵败，惨烈程度我都不忍心细说。两万多人的队伍，打到最后就剩下那么点骨血。 到了3月中旬，西路军硕果仅存的部队被逼到了祁连山深处。为了保存革命火种，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在石窝山开了个紧急会议，决定分兵突围。其中，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大约1000多人，成了西路军最后的一点成建制的家底。他们就在冰天雪地的祁连山里转悠，缺衣少食，不仅要跟恶劣的自然环境斗，屁股后面还跟着马步芳那帮杀人不眨眼的骑兵。 这时候，咱们的主角曾庆良在哪呢？他所在的电台分队在掩护主力转移时，被马家军俘虏了；好的是，他有一门手艺，无线电技术。 马步芳虽然残暴，但也知道技术人员金贵。再加上当时马家军内部有个叫刘景炎的工程师，利用私人关系跟马步芳手下的电台台长张之俊求情。这两人一唱一和，竟然把曾庆良、刘玉庭等几个红军报务员给“保”下来了，安排进了西宁电台总台干活。 曾庆良进了西宁电台，遇到的顶头上司叫熊维邦。他看曾庆良技术好，发报手法极其娴熟，干脆就当起了甩手掌柜。只要是值夜班或者是但他想去赌两把的时候，就把电报稿往曾庆良手里一塞，自己逍遥快活去了。 这就给曾庆良创造了一个千载难逢，但又惊心动魄的机会。 1937年3月中旬的一天，危机降临了。 马步芳接到了密报，锁定了李先念左支队的动向。这家伙那是想斩草除根啊，立刻拟了两份“十万火急”的电报。一份给在青海都兰方向的马步銮旅，命令他抽调骑兵团急行军追击；另一份发给还在河西走廊的骑兵总指挥马彪，让他派主力骑兵星夜围剿。 电报稿到了熊维邦手里。这家伙正如往常一样，看都没看内容，直接甩给了替他代班的曾庆良，转头就回家了。 曾庆良拿到电报稿，手心全是汗。虽然是密码稿，但马家军的密电码并不复杂，大部分是在明码本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对于曾庆良这种老红军报务员来说，这就跟看白话文差不多。他一眼就看穿了电文的内容：这是要置老部队于死地啊！ 曾庆良几乎没有犹豫太久，他坐在电台前，带着耳机，手指放在电键上。旁边的机器轰鸣，他装模作样地按了几下，实际上，连一个字都没发出去。 他把那份事关千人性命的电报稿，悄悄地压了下来，最后放回了熊维邦的办公桌上，假装已经处理完了。 这一扣，就是整整四天。 四天后，前线的消息传回来了。马步芳得到报告，说部队跟红军接触了，但没见增援。他大发雷霆，打电话到电务处质问。这下子，西宁电台炸锅了。 电务处主任赵焕耀急火火地跑来查岗。台长张之俊也慌了神。他们把熊维邦揪出来一问，熊维邦吓得脸都白了，哆哆嗦嗦地说：“那天是曾庆良代的班。” 几个人冲进机房，把曾庆良围了起来。那份要命的电报稿，还静静地躺在桌子上。 面对质问，曾庆良表现得异常镇定。他没有慷慨激昂地喊口号，而是用了一种非常职业、非常“老实”的口吻解释说：“那天干扰太大了，天电噪音响得厉害，我试了好几次，根本发不出去。后来一忙别的，就给忘了。” 这个理由，要是放在治军严明的部队，枪毙十回都够了。但在当时的马家军电台，却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 首先，熊维邦自身难保。这是他的班，他擅离职守，要是这事儿捅到马步芳那儿，曾庆良固然要死，他熊维邦也得掉脑袋。 其次，台长张之俊和电务处主任赵焕耀，他们都是一条绳上的蚂蚱。御下不严、延误军机，这在战时也是重罪。 更重要的是，这几个人虽然是给马步芳干活，但大多是技术官僚，有的还是冯玉祥的旧部，对马步芳那种野蛮作风本身就有点心存芥蒂，对红军技术人员反倒有几分惺惺相惜。 于是，在场的几个国民党军官，竟然心照不宣地达成了一种默契。张之俊叹了口气，骂了一句：“看你闯的这个祸！”赵焕耀也跟着骂熊维邦：“你的胆子太大了！” 骂归骂，最后大家商量的结果竟然是：瞒着。 朱长玉去向马步芳汇报，理由编得天衣无缝：“这几天天气恶劣，电离层干扰严重，电报确实发不出去。反正前线刘呈德部已经在阻击了，战机虽然耽误了点，但也算是接上火了。” 马步芳虽然凶残，但他不懂无线电啊，加上前线确实已经打起来了，这事儿竟然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混过去了。 曾庆良，在鬼门关上转了一圈，毫发无伤。而正是他这看似波澜不惊的“按下不发”，让李先念的左支队绝处逢生。后来这支队伍历经磨难到达新疆星星峡，在那儿得到了陈云等人的接应，为中国革命保留了一批珍贵的骨干力量。 到了1937年5月，随着形势变化，马步芳要把这批红军战俘送往南京。在押送途中，经过甘肃平凉附近的四十里铺时，曾庆良再次展现了他的机智，在援西军侦察员的配合下，利用上厕所的机会跳墙逃跑，终于回到了革命队伍的怀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