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朱德身体一向硬朗，为何突然病重逝世？ 1976年初，那时候的北京，空气里都弥漫着一股子压抑。周总理的离世，对朱德的打击是致命的。 这两人是什么交情？从欧洲勤工俭学那会儿就开始搭档，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同舟，说是“左膀右臂”都轻了，那是灵魂上的伴侣。周总理走了，朱德感觉像是被人生生抽走了一半的精气神。那段时间，身边的工作人员常看见朱老总一个人发呆，嘴里有时候会念叨：“恩来这一走，这担子更重了。” 那时候朱德身体其实已经发出了警报，毕竟也是奔九十的人了。医生、家属轮番上阵劝他：“老总，您得歇歇，现在的局势，您只要坐镇就行，别太拼。” 可朱德这个人的脾气，咱们看历史书都知道，那叫一个“轴”。他越是这时候越不肯歇。他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总理走了，主席身体也不好，我再不干，谁干？” 他甚至在卧室床头挂了个条幅，上头写着“革命到底”。这四个字，在那个特殊的年份，不仅仅是口号，简直就是他在拿命硬撑。他开始频繁地接见外宾，处理文件，工作量不减反增。他想用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来填补战友离世后的那个巨大空洞。 悲剧的引信，在1976年6月21日被点燃了。 那天，日程安排是会见澳大利亚总理马尔科姆弗雷泽。按照外交礼仪，这种会见都是卡着点来的。但朱德有个保持了七十年的雷打不动的习惯——早到。 不管多大的官，不管多重要的事，他永远比规定时间提前到。在他看来，这不仅是军队里带出来的纪律，更是对他人的尊重。他不允许别人等他，哪怕他是全中国资格最老的元帅。 那天也是一样。朱老总早早就收拾停当，到了人民大会堂。 可那天偏偏出了个岔子。这次会见的时间被临时推迟了，外宾那边出了点状况，没法按时到。但这消息中间传递得有延误，或者说朱老总到得太早，根本没赶上通知。 六月的北京，外头那是火伞高张，热得烫脚。可人民大会堂为了接待外宾，那冷气开得是足足的。那时候的空调不像现在这么智能，冷风那是直愣愣地往人身上吹。 朱德就被安排在会见大厅里等着。工作人员看老总岁数大了，怕他冻着，想让他先去休息室避一避，或者调高点温度。但朱德摆摆手，拒绝了。他的理由很简单也很固执：既然是外事活动，就要有外事活动的规矩，坐在位置上等，是对客人的礼貌。 就这样，这位90岁的老人，在冷气彻骨的大厅里，足足坐了将近一个小时。 等到马尔科姆弗雷泽终于赶到，会见结束，朱德回到家时，人就已经不对劲了。 当天晚上，朱德就开始低烧，咳嗽。 家里人一看这架势，慌了神，赶紧叫医生。医生一检查，说是感冒引发了肺炎。在那个年代，对于老年人来说，肺炎就是“送命病”。 更要命的是，这时候朱德的那个“倔脾气”又上来了。医生建议马上住院治疗，毕竟人民医院条件好，设备全。可朱德一看日历，摇了摇头。 因为两天后，也就是6月23日，还有一场外事活动。他坚持要见完外宾再去住院。他说：“我都答应人家了，怎么能失信？只要我还能动，就不能躺下。” 家里人拗不过他，只能由着他。可到了23日，他的身体实在支撑不住了，连站起来的力气都快没了，这才被迫取消了活动。 等到6月26日被送进北京医院时，病情已经像脱缰的野马，拉都拉不回了。肺炎诱发了心力衰竭，再加上糖尿病等老毛病一齐发作，朱德的身体防线瞬间全面崩塌。 住院的那十天，简直就是一场漫长的煎熬。朱德虽然躺在病床上，神志有时候清醒有时候迷糊，但他心里头挂念的还是工作。 这里头还有个让人听了特别心酸的细节。 朱德住的那个老宅子，卫生间条件很差，甚至对老人来说很不安全。家里人和工作人员早就想给他改造一下，哪怕装个扶手也好。但朱德一直拦着，理由就一个字：省。 他说国家还穷，不能为了他个人花公家的钱。 就在他这次住院期间，中办管理局实在看不下去了，趁着他不在家，加班加点地把卫生间给改造了，想等着老总出院回来能用得舒服点。 可惜，朱德再也没能回来用上这个新卫生间。 7月6日下午，监护仪上的线条拉直了。朱德元帅，这位从井冈山一路打到北京城的“红军之父”，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他走后，工作人员整理他的遗物。这一整理，在场的所有人都忍不住落泪。 除了几件补了又补的旧衣服，几本书，他几乎没有什么私人财产。他唯一的积蓄，是存折里的20306.16元。 但朱德早就立下了遗嘱：这笔钱，一分都不留给孩子，全部交党费。 他说：“我是无产阶级，我的一切都是党的，我死后，这钱得还给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