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叶亚华在澳门街头要饭无果，无奈在牌子上写道：“我是抗日名将王铭章的遗孀！” 澳门十月初五日街的石板路被雨水浸得发亮，叶亚华抱着最后一块干硬的饼蹲在骑楼下。 三天没正经吃东西的儿子缩在怀里发抖，她把饼递过去，孩子却懂事地推回来。 这个四川大学毕业的女子望着街对面绸缎庄的招牌，想起五年前自己站在铭章中学讲台上的样子，粉笔灰落在藏青色旗袍上，像撒了把星星。 木牌是连夜用包装箱拆的木板做的。 本来想写“川籍妇人携子逃难”，但磨秃的铅笔在木板上悬了半夜，最后还是刻下那行字。 清晨的菜市场人来人往，没人注意这个跪在鱼摊旁的女人，直到卖菜阿婆踢到木牌，“王铭章”三个字让喧闹突然静了半拍。 人群渐渐围成圈，有人指着木牌念出声。 穿长衫的老先生摘下眼镜擦了擦，说当年台儿庄战场上，王师长带着川军拼到最后一颗子弹。 叶亚华低着头，听着这些陌生人讲自己丈夫的故事，突然发现眼泪砸在木板上，晕开了“遗孀”两个字的墨迹。 《澳门日报》的记者来的时候，她正把好心人给的热粥吹凉了喂儿子。 相机快门声惊得孩子一哆嗦，记者却突然对着木牌深深鞠了一躬。 那天下午，商会送来的米袋堆在墙角，压得地板吱呀响，叶亚华摸着袋上“救济”的标签，想起1940年用抚恤金盖校舍时，青砖也是这样码在操场上。 镇反运动的传单贴到学校围墙上时，叶亚华正在改学生的作文。 “我的英雄父亲”那篇作文里，孩子画了个戴军帽的小人。 她握着红笔的手突然发抖，连夜把校印和账本埋在后院老槐树下。 逃亡路上，儿子总问爸爸的铜像还在不在，她只能说等花开了就回去看。 台北市立女中的讲台上，叶亚华教过多少届学生已经记不清。 有次讲《出师表》，读到“鞠躬尽瘁”时，窗外的凤凰花正好落在教案上。 她忽然想起铭章中学的那棵石榴树，每年结的果子都分给贫寒学生，孩子们把核埋在教室后面，说要长成树林。 2003年春天，叶亚华终于站在铭章中学的操场上。 铜像上的王铭章还是记忆里的样子，军大衣的褶皱里积着灰。 她伸出手，指尖刚触到冰冷的黄铜，就听见身后有人喊“叶校长”。 回头看见几个白发苍苍的老人，手里捧着当年她签发的毕业证书，边角都磨圆了。 木牌早就找不到了，但那天在澳门街头，陌生人递来的那碗热粥，和此刻老学生们颤抖的手，突然在记忆里重叠。 叶亚华摸着铜像底座上“抗日殉国”四个字，突然明白有些东西比抚恤金更实在，比校名更长久就像操场上那片石榴树林，根扎在故乡的土里，风一吹，满世界都是绿叶的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