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北洋政府发不出工资，就将故宫内8000麻袋大内档案，以4050银元的价格，卖给了造纸厂。 这些承载着明清两代历史的文献，即将在机器轰鸣中化为纸浆。 谁也没想到，这场文化浩劫的终结者，竟是一位名叫罗振玉的学者。 罗振玉这辈子似乎都在跟旧纸堆打交道。 1866年出生在浙江上虞的书香世家，祖父是举人，父亲研究金石，家里数万卷藏书让他从小就养成了对文献的敬畏心。 15岁通读十三经，20岁整理金石拓片，这种学术训练让他后来看到那堆"废纸"时，眼睛都亮了。 1921年的北京城，军阀混战正酣。 直皖战争刚结束，北洋政府欠薪半年，国库空得能跑马。 先卖铜器玉器，再卖档案，4050银元在当时只够买三座四合院。 可他们不知道，这8000麻袋里装着万历到崇祯的内阁题本，康乾盛世的军机处奏折，还有皇帝起居注这些孤本。 要是真化成纸浆，后来孟森写《明史讲义》都得抓瞎。 马衡那天晚上急得直跺脚。 这位后来的北大考古系教授，从内务部朋友那儿听说卖档案的事，连夜坐火车从北京赶到天津。 罗振玉正在整理敦煌文书，听学生说完当场拍了桌子。 第二天揣着银票就往北京赶，在造纸厂门口拦住了正要装车的运输车。 厂长看着这个戴眼镜的文人，以为是来闹事的，直到罗振玉掏出1.2万银元三倍于政府的出价，还抵押了家里的字画。 这笔钱在当时是什么概念？北大教授月薪200银元，这笔钱够发60个月工资。 罗振玉那会儿刚经历战乱，家底本就薄，可他后来在《五十日梦痕录》里写："见典籍散佚而不救，愧对先人。 "这种近乎偏执的文献情结，早在1909年就显露过他在江南图书馆发现八国联军劫掠的敦煌文书残卷，当即筹款收购，整理出《敦煌石室遗书》。 这些档案后来的命运比想象中曲折。 1924年罗振玉资金周转不开，以1.6万银元卖给前清侍郎李盛铎。 李盛铎挑走《康熙朝起居注》这些"宝贝"，剩下的1933年又被傅斯年主持的中央研究院以2.2万银元买下。 1958年全部移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时，1000多箱档案里还能看到当年麻袋留下的磨损痕迹。 有意思的是，罗振玉不是孤军奋战。 1920年叶恭绰抢救《四库全书》残本，1925年陈垣整理敦煌文献，1930年陈寅恪从散佚档案里辑录元代科举记录。 这些文人像接力赛一样，在战乱中护住了文明的火种。 现在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里，当年险些成纸浆的奏折静静躺着，数字化工程已经上线300万页，全球学者都能在线查阅。 那天在造纸厂，罗振玉蹲在地上翻看那些档案时，手指被粗糙的纸张划出血印。 他大概不会想到百年后这些文献会以数字形式流传，但他肯定知道，只要这些纸页还在，历史就不会被遗忘。 这种近乎固执的坚守，或许就是文人留给我们最珍贵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