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3年4月的一天早上，一位50多岁的农民急急忙忙来到宁波四明山地区的某乡公所，揭发他家邻居李宝发，曾经在1944年秋天在家里杀害过一名新四军伤员，后被偷偷的埋在了后山一棵大树下的惊天大案。 乡长一听，这可是天大案情啊，当即命令武装部长带民兵前去捉拿李宝发。 不到两个小时，李宝发被民兵五花大绑的押到了乡公所。乡长见人带到，觉得案情重大，就决定由自己亲自审问，同时命武装部长在报案人的陪同下去埋尸地点挖掘新四军烈士遗骨。 李宝发开始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一听说有人揭发他曾经杀害过新四军伤员，立马就叫起冤枉来，坚决不承认杀过新四军伤员的事，说这绝对是有人诬陷。 就这样，审讯陷入了僵局。乡长想，要想案情有进展，唯一的只能等挖掘尸体遗骨的结果了。 傍晚时分，武装部长等人回来了。挖掘工作挺顺利，在保案人的指引下，果然在李宝发家后山一棵大松树下，挖出了一具尸体遗骨，和一把新四军常用的大刀。 晚饭后，审讯继续进行。有了证人在场，再加上挖出来的新四军遗骨，乡长就更加直接了当了，可李宝发还是不承认。乡长一看李宝发还是不承认，就叫报来报案人当面对质。 对于埋新四军烈士的事，李宝发本来想不说的，他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再说都几年过去了，活着的两个新四军也不知去了哪里，万一找不到，怕说不清楚。 当见到揭发他的邻居和挖掘出来的遗骨后，再不承认也不行了。李宝发承认，他的确埋过新四军烈士遗体，但那是帮新四军忙去埋的，那人是被敌伪军打伤后，因伤势过重死掉的，绝对不是他杀的。 可揭发人检举说，这位新四军伤员肯定是李宝发杀害的，他亲眼目睹李宝发背着一个新四军埋在了一棵大树下，案情再一次陷入了僵局。 第二天，乡长专门组织乡干部对案情进行了分析讨论。在会上，大部分干部倾向于揭发人证言的，同时大家本着对新四军的感情，建议上报县委立即批准枪决杀害新四军伤员的凶手李宝发。 县里接到乡公所的材料后，觉得案情特殊，派人下来再一次提审了案犯李宝发。问李宝发，既然你是帮新四军忙埋葬了新四军烈士遗体，有没有可以证明的东西或证明的人。 经县里干部这一提醒，李宝发突然想到了家里保存着的那位新四军排长写的两张纸，立即说“有，有东西可以证明，家里有两张新四军排长写给我的证明”。 县里的干部一听有证物，马上叫人去取了回来。李宝发没说谎，果然有一个叫刘庆龙的新四军排长写的两张发了黄的纸。一张是感谢李宝发的救命之恩和帮忙埋葬烈士遗体的证明信，另一张是一张借条，条子中写道，新四军排长刘庆龙借李宝发银元六元，等革命胜利后双倍归还。 县里来的干部见到李宝发提供的物证后，根据纸条中的内容，李宝发不但不是杀害新四军的凶手，而是救过新四军战士的革命功臣。 为了慎重考虑，县里来的干部，把李宝发带回县里，虽然依然进了拘留所，但明确此人特殊，不准提审，不准为难他。 同时委托县武装部派人联系部队，查找原新四军活动在四明山地区的三、五支队里一个叫刘庆龙的排长。 半年后，消息传来了，在1944年时，活动在四明山地区的新四军里确有一个叫刘庆龙的排长，江苏苏北人，现在已是解放军某团副团长，刚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现在山东某地休整。 一个月后，已是副团长的刘庆龙亲自来到县里为救命恩人李宝发作证。 那是1944年的秋天，一个团的日伪军来四明山某地围剿新四军某连，由于力量过于悬殊，新四军连队被打散，排长刘庆龙和另外两名伤员在撤退途中掉队，躲进了一位叫李宝发老乡的茅草屋里。 李宝发见三名新四军伤员被日伪军追杀，不顾家人安危，马上领他们藏进了自己家冬天藏红薯的地窖里。 由于日伪军天天来村子里查新四军伤员，李宝发只好白天偷偷的去山上采来草药，天黑后送饭送草药，帮他们疗伤。 十天后，排长刘庆龙和另一个伤员在李宝发的精心照料下，伤好可以归队了，可另一位重伤员由于伤势太重，牺牲了。李宝发偷偷的把他埋在了后山自家的一棵大树下。 刘排长归队时，为了感谢李宝发的救命之恩，特地写了一张感谢信。李宝发还把家里尽有的六块大洋送给了刘排长，刘排长开始时说什么也不肯收，见李宝发态度坚决，就写了张借条后，收下了。 案情真相大白后，县长陪着已是副团长的刘庆龙亲自来到拘留所，把李宝发接了出来，并代表县政府为李宝发同志颁发了一张“革命功臣”的奖状和100元人民币奖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