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8年冬天的北京，中共中央组织部接待室外的风裹着雪粒。 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突然撕开棉袄内衬，泛黄的纸片从棉絮里掉出来，他手指发颤地捡起，上面是42年前战友的名字。 接待室的门开着条缝，值班人员看见这幕，手里的搪瓷杯“哐当”磕在桌角。 这个叫“叶依奎”的老人，真实名字是谢汉光。 1945年他带着中山大学林业系的毕业证赴台，表面是林业试验所的技术员，实际在搭建一张看不见的网。 1947年2月，《光明报》创刊号印出来时，油墨还没干，他就借下乡考察把报纸塞进竹筒。 现存台北党史馆的复印件显示，封面写着“谈谈木材保育”，内页却用针孔打着“天快亮了”。 1950年1月的雨夜里，张伯哲浑身是泥闯进木屋，塞给他30块银元。 “蔡孝乾招了。”这句话像冰锥扎进谢汉光心口。 他蹲在灶台前烧文件，党证烧到一半突然灭火，用瓦片埋进后院老樟树下。 三天后，台湾地下党1800多人被捕的消息传来，他知道自己再也不能是谢汉光了。 化名“叶依奎”躲进台东深山时，他连插秧都不会。 高山族村民杨溪伯教他用木犁，他却用林业知识帮村里改水稻品种。 1952年台东地震，他带着村民挖防震沟，用大学学的地质课知识搭木屋，山民喊他“叶先生”。 没人知道，他每晚摸出床板下的结婚照，照片上的妻子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在山里的42年，他学会了用年轮记事儿。 哪年躲过搜山，就在杉树干上刻道痕；哪年想起牺牲的吴石，就多浇桶水。 1987年冬天，村里广播说可以去大陆探亲，杨溪伯的儿子数出攒了半年的硬币：“叶先生，该回家了。”他摸着村口那棵最粗的杉树，树皮上的刻痕已经数不清。 1990年春天，广州的老战友陈仲豪摸着他手上的老茧哭了。 11个幸存者联名写证明，1994年6月，中组部的批复下来时，他正蹲在阳台上给盆栽修枝。 “恢复党籍，离休干部。”他把批复纸折成小方块，塞进当年埋党证的那个瓦罐。 那张从棉袄里抖落的名单，后来被小心裱在玻璃框里，每个名字旁都画着小小的年轮。 谢汉光种在台东的杉树林如今长得笔直，最粗的那棵树干上，刻着“吴石”两个字，年轮一圈圈向外扩，像他守了一辈子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