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70岁穷困潦倒的袁克定流落街头，却遇到了曾经的老仆人，仆人每天上街帮他捡来白菜帮子窝头充饥，表弟张伯驹知此情况后大惊失色，要将他接回承泽园。     这一年袁克定刚满七十，曾经的他挥金如土，父亲袁世凯留下的四十万银元遗产，还有京津数处房产、河南数百亩田地，足够他安稳度过余生。     可他习惯了锦衣玉食的生活，交友应酬出手阔绰，痴迷古董字画动辄一掷千金，又不懂理财之道，偌大的家业如同流水般消散。     不到十年时间，北京的房产被他一栋接一栋卖掉，河南的地皮想抵押套现，却被国民党政府全部没收。     抗战胜利后，更大的打击接踵而至。     最信任的小儿子卷走了他仅剩的股票，身边的佣人趁机卖掉了他最后一处房产，连早年收藏的《四库全书》都早已被他典当换钱。     走投无路的袁克定曾想找警察报案，却被反问你还有房子可丢吗？这句话像一盆冷水，浇灭了他最后的希望。     就在他濒临绝境时，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在眼前，是袁家曾经的老仆人。     这位老仆人早已不是当年袁家的得力佣人，自己也过得十分拮据。     但看到昔日的主子落到这般田地，他没有转身离去。     每天天不亮，老仆人就揣着布袋上街，在菜市场的角落捡拾别人丢弃的白菜帮子，有时运气好，能从馒头铺门口捡到几个掉落的窝头。     回到临时栖身的破屋，他就用捡来的柴火将白菜帮子煮烂，把窝头蒸热，端给袁克定。     袁克定从未因食物粗陋而抱怨，反而保持着最后的体面，每次用餐前都会铺好餐巾，用珍藏的西洋刀叉将窝头切成小片，就着咸菜慢慢吃。     袁克定流落街头的消息，像长了翅膀一样传遍了北平的旧友圈，最终传到了表弟张伯驹耳中。     张伯驹得知后大惊失色，他实在难以想象，那个曾经风光无限的表哥，如今竟要靠捡来的菜帮子活命。     张伯驹出身名门，此时已是著名的收藏家，他早年买下了承泽园，这座园子前身是雍正年间果亲王的赐园，后来被道光帝赐给寿恩固伦公主，光绪年间慈禧和光绪还曾亲临。     园子里文化氛围浓厚，京城文人常来雅集。     张伯驹当即决定把袁克定接进承泽园。     他亲自驱车前往袁克定的栖身之处，看到表哥瘦骨嶙峋、衣衫褴褛的模样，心里五味杂陈。     其实张伯驹此时的经济状况也不宽裕，为了收购国宝《游春图》，他刚卖掉了弓弦胡同占地十五亩的豪宅和夫人的首饰，手头并不富裕，但他还是毫不犹豫地伸出了援手。     很多人不知道，袁克定并非全然是趋炎附势之辈。     华北沦陷期间，日军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曾亲自登门，开出优厚条件邀请他出任华北伪政权要职，想利用他拉拢袁世凯的旧部。     当时袁克定早已家产耗尽，生活困顿，却断然拒绝了这份诱惑。     为了彻底打消日本人的念头，他第二天就登报声明，称自己身患重病，不问世事，拒绝接待任何客人。     张伯驹后来回忆时也曾说，人们都知道梅兰芳蓄须明志，却少有人知袁克定在困顿中坚守民族气节的事。     袁克定搬进承泽园后，住进了楼上的房间，满屋子都堆满了书，其中以德文书居多。     他平日里深居简出，每天沉浸在书本的世界里，张伯驹家中举办诗词书画雅集，他也从不下楼打扰。     张伯驹夫妇待他十分周到，衣食住行都安排得妥妥当当，从未让他受过半点委屈。     后来新中国成立，章士钊得知袁克定的境遇后，向中央写信说明情况，提到他在抗战中的气节。     毛主席批示应给出路，从自己的稿费中每月拨二十元资助他，还安排他到中央文史馆任职，月薪五六十元。     袁克定拿到工资后，第一时间就想交给张伯驹，却被张伯驹拒绝了。     袁克定在承泽园住了多年，直到张伯驹后来卖掉园子搬家，他也跟着搬到了城里。     1958年，袁克定在张伯驹家中病逝，享年八十岁。     他的一生像一场过山车，从巅峰跌落谷底，却在最落魄时收获了最珍贵的情义。